李瑞侠    于文平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绵阳621010）

摘要：詹姆斯•乔伊斯是爱尔兰作家，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收录在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的短篇小说《伊芙琳》描述了年轻女子伊芙琳的生活以及在男权社会环境下她的理想和希望的破灭。伊芙琳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和牺牲品。通过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伊芙琳悲剧形成因素进行分析，从而更加深入地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伊芙琳；女性主义；女人；男权社会；受害者；

《伊芙琳》是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早期久负盛名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的一个简短而又重要的故事。故事一开始，年轻的女子伊芙琳坐在自家窗前，满腹心事，愁肠百结地衡量着和男友弗兰克私奔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始崭新的新生活的决定。她想起了母亲还健在的时候和弟弟们在一起的童年生活，那个时候的父亲还没有这么坏；想起了她的男友，想象着那未知的未来；想起了她那毫无留恋感的工作；想起了她要照顾家庭和两个弟弟的责任；想起了她的父亲；想起了母亲离世的那一晚。母亲痛苦的一生和死亡让她决心逃离这个家庭，和男朋友弗兰克私奔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在登船离开的那一刻，她退缩了。

小说的作者詹姆斯·乔伊斯出生于都柏林，是爱尔兰小说家。他是个备受争议的小说家。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他是“厌女者”“男性沙文主义者”[1]。乔伊斯生活在在20世纪初的爱尔兰，那时的爱尔兰父权制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是个男尊女卑的社会，他“多少还是有些大男子主义”[2]。但是由于自身的经历，乔伊斯对女性还是怀有深切的同情的，他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父权制家庭，父亲约翰·乔伊斯是家中主宰一切的暴君，母亲梅·乔伊斯和其他妇女一样经济上完全依赖丈夫，所以不得不在家里操持家务，照顾儿女，对丈夫的虐待逆来顺受。过度的操劳加上长期的精神折磨让她身染沉珂，去世时年仅44岁。

乔伊斯在短篇小说《伊芙琳》里表达了对女性的高度关注。故事的主人公伊芙琳的家庭和乔伊斯的家如出一辙，父亲都是主宰一切的暴君，母亲都严重受虐，精神饱受折磨，死时相当年轻。而伊芙琳跟她母亲相比更是雪上加霜。所以《伊芙琳》在内容上是一个女性主义的故事。伊芙琳是男权社会里一个典型的受害者形象。她的父亲、母亲、整个社会、乃至她自己都是构成她悲惨生活悲剧人生的重要因素。

首先，她的父亲希尔先生是她悲惨生活的主要原因。伊芙琳深深受害于男权社会。希尔先生是父权制的代表，是主要的迫害者。在男权社会里，男人主宰一切，女性永远处于从属地位，身份卑微。在她和弟弟们的成长过程中，希尔先生从来没有像喜欢她的弟弟们那样喜欢过她，就因为她是个女孩。作为父亲，希尔先生不曾给过女儿安全感。相反，他很粗鲁，经常吓坏她，因为尽管她已经超过19岁了，但是还时常感觉自己受到父亲暴力的威胁[3]。而且，最近他开始威胁她。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的话，伊芙琳极有可能重复她母亲的悲剧：要么被逼疯，要么更糟。希尔先生瞧不起女性──他的女儿，但是却要她交出所有工资收入并将其视作自己的“辛苦钱”。要想从他那里得到钱却是相当痛苦，即使是为了家庭生计。为了拿到家用，她要忍受父亲的辱骂，然后飞奔去采购生活必需品。既要照顾家庭，又要把家人聚集在一起，还要忍受专制父亲的辱骂，这样的伊芙琳是男权社会中典型的妇女形象。

其次，她的母亲是男权社会里加深其痛苦的又一因素。在伊芙琳看来，她母亲的一生是如此的可怜，只要一想都会深感害怕并想逃离这样的家庭。她母亲的一生是为平凡琐事牺牲了一切最后在精神失常中结束了的一生[4]。她的母亲承担了繁重的家庭事务且被她的父亲严重虐待及至最后精神失常、一命呜呼。此外，在伊芙琳的幻想中，她结婚后，人们会尊重她，她不会经受母亲的遭遇。由此可见，她的母亲生前并没有什么特殊地位，也没有受人尊重。然而，她的母亲接受了她作为一个女人在男权家庭和社会的角色和命运，也要求伊芙琳承诺保持家庭完整，从而在思想上给伊芙琳压上了一座大山，这也注定了伊芙琳的悲剧并必将重蹈其覆辙。伊芙琳信守了承诺，挣钱养家、包揽家务、照顾两个弟弟。当她打算逃离这个家庭时，想得最多的不是弗兰克爱不爱她，而是她对母亲的承诺和对这个家庭的责任。伊芙琳最后自己选择留下就注定了她将继续在父权制家庭和社会里受苦受难。她的母亲则是加深她痛苦的帮凶。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的社会。伊芙琳工作的商店就是她的社会。在男权社会里，女人要留在家里照顾家人，如果出去工作，就会被人看不起，尤其是年轻而又单身的女性。伊芙琳才刚19岁，为了维持这个家，不得不外出工作，她被以盖文小姐为代表的人们所轻视。盖文小姐经常当众侮辱她，嘲笑她。如果她走了，盖文小姐会很高兴，商店的人会说她是个傻瓜，会登广告找人代替她。这种工作环境不能带给她一丝留恋，相比之下，她宁愿与男人私奔，去过未知的生活。以盖文小姐为代表的人们是造成伊芙琳悲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同为女人，盖文小姐没有对伊芙琳表示一丝同情，而是成为了男权社会虐待伊芙琳的一个帮凶。更糟糕的是，伊芙琳认可并接受男权社会对年轻女性行为准则的要求。她认为自己被人瞧不起是因为她是年轻的单身女性，她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认为只有通过婚姻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她不想工作，而是想与男人私奔、结婚。

伊芙琳深受父权制家庭和社会的迫害仍不自知。她认为一切都是正常的，并且接受父权制强加在她身上的一切。生活在这样一个痛苦的家庭，她做梦也没想过要离开这个家里的物件，离开这个家。有机会离开这个家时，她却又觉得这种艰难的生活“有点儿恋恋不舍”[5]。此时，在她看来，这个家可以为她挡风避雨，不让她挨饿受冻，也还是相当不错的。而一直鄙视她、威胁她、虐待她的父亲她也觉得是情有可原，就因为他曾有过三次罕见的善举。这就是男权思想对伊芙琳的侵蚀。在男权社会里，即使她逃离了她的父权制家庭，她也绝逃不开这个父权制的社会和烙印在她内心深处的想法。在男权社会里，男人比女人优越，而女人只能从属​​于男人，未婚女性为了过活必须要找个丈夫。伊芙琳打算离开自家可怕家庭生活，但是即使她和弗兰克逃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去结婚并住在他为她准备的新家里，她仍然逃不掉父权制那根深蒂固的影响。她将自己想象的未来的幸福都赌在了弗兰克的身上，这就意味着她不能脱离男人，她需要个男人依靠，需要个婚姻来获得人们的尊重。对她来说，婚姻是她生活的主要目标。计划从一个家庭逃进另一个家庭，希望通过婚姻获得社会地位、改善生活和命运，所有这些都表明伊芙琳的父权制思想是根深蒂固的。

最后，伊芙琳又回归到男权社会里传统妇女的形象。在码头，她依旧犹豫不决。她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离开自己那个可怕的家。她的父权思想最终战胜了想要开始全新生活的想法。她双手紧握住铁栏杆，不愿再与弗兰克往前多走一步。她“向他抬起苍白的面孔，像是一只孤独无助的动物。”[6]这个描述清楚地宣布了她在男权社会的女性地位——被动、无助。至此，伊芙琳又变回了一个卑微的女性，她的结局可以想象：不得不辛苦地赚钱养家，忍受父亲的鄙视、威胁和虐待，最终付出的代价可能比母亲还要惨痛。在父亲、母亲、社会和自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伊芙琳完完全全变成了父权制社会里的女性牺牲品。乔伊斯也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了他对以伊芙琳为代表的当时的妇女的深深同情。

参考文献

[1]Gilgert, Sandra and Susan Gubar. No Man’s Land: The Place of the Women Writ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 New Har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2] 袁德成. 论乔伊斯的女性观对其创作的影响[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32(2): 73-78

[3] [4] Joyce, James. Dubliners[M]. New York, Toronto, London, Sydney and Auckland: bantam Books, 1990

[5] [6]Joyce, James.王逢振译 都柏林人[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