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统计和重建黄淮水灾时空序列为基础,发现明清里下河地区的黄淮水患演变呈现五个阶段。其中,

明正德年间水患开始趋于常态化,明嘉万与清康熙年间先后出现两次高峰。但灾患的相似并不意味着灾

情的相当,总体上清代灾情的下限要高于明代。从生态环境的角度看,水灾肆虐的另一面正是水土环境被

重塑的过程,在里下河地区大致有三种演变路径:运西地区的湖泊化,运东腹地兼具湖荡化与荡沼化以及

大片滨海平原的淤生。新的水乡格局构成农业特色化转型的新资源与新动力,尤其是采集类与湿地型农

作生产纾解了传统农业比较效益低下的困局。明清里下河地区的研究显示,只有将灾害、环境与农业视角

统合为一并相互观照,才能更清晰地揭示我国传统农业内蕴的韧性,也才能辩证地认知该区域社会的历史

定性与走向问题。

[关键词]明清时期;里下河地区;黄淮水灾;特色农业

 

 里下河地区地处淮河下游腹心位置,襟江带湖、河网纵横,是长江与淮河之间最为低洼之地。其

“下河”之名最早见于南宋曹叔远《五龙王庙记》中的记载,称“潭以东,地势益倾陊,里俗号称下河”①。

此“潭”就是运河东岸的清水潭。明代通行的下河地区的范围在此基础上稍有拓展,泛指里运河以东

的广大低洼平原②,包括淮安府山阳县、盐城县,扬州府高邮州、泰州、江都县、宝应县、兴化县,合称

“里下河七邑”。清雍正九年(1731年),从江都县析出甘泉县,同时划山阳县东境、盐城县北境部分地

区新建阜宁县;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又分泰州东北境增设东台县,故此后又有“里下河九邑”与

“里下河十邑”之说,但总体上属于行政区划的调整,而非地理空间与水土环境的实质性改变。近三十

年来,里下河地区的范围又有所变化,即从原西界里运河、北界淮河(废黄河)、南界运盐河(通扬运

河)、东界海岸线,变为西界里运河、北界苏北灌溉总渠、南界新通扬运河、东界范公堤或串场河。本研

究的时空指向为明清时期里下河的概念范围,同时基于区域的界定原则③与水源、水系等共享共通的

利害关系,将运河以西沿岸部分湖区亦纳入考察视野④。

里下河地区因境内地多平衍、河湖纵横,自然条件非常优越,唐宋时期就已成为中国最富饶的地区之一。但是明清以来,该区域却沦为黄淮洪涝的重灾区,当地的生态环境、耕作制度,甚至民风民俗

等,皆由此发生巨大的变迁。在灾害史叙事视角下,张秉伦等较早涉及明清淮河下游地区的旱涝灾情

与规律,卞利等亦较早以灾害作为考察淮河流域的切入点①。此后黄淮关系与人水地关系成为明清

淮河流域区域史的研究主线②,并被历史地理学、经济史、社会史领域视为研究背景、前提或基本方

面③。其中,吴海涛、马俊亚、袁慧等对明清淮北地区黄淮水灾与治灾背景下的自然与社会生态做了

系统研究④,巴兆祥、张崇旺等在生态环境、农业生产及两者关系方面做了开拓性研究⑤。此外,吴必

虎、彭安玉、王建革、胡阿祥等都曾探讨过明清时期苏北(含里下河地区)的灾害及治理、水环境、水利

社会等⑥。揆诸前贤研究,其思想理念之分野颇为明显:灾害史、环境史、历史地理学者大多对域内黄

淮关系与社会影响持否定与悲观态度;农业史学者则在认同黄淮灾害之于农业生产破坏性作用的基

础上,更侧重其重塑、发展乃至新生作用⑦。显然,将明清里下河地区的灾害发生、环境演变与农业发

展置于整个淮河下游灾害史背景下来统筹考量,是有相当研究空间的,只有统合三者方能更真实与更

全面地还原历史本相。基于此,本研究拟在阐释明清里下河的黄淮水灾与水土环境演变的基础上,希

望通过揭示里下河地区农业的特色化转型来窥探水灾压力下传统农耕社会的应对与发展问题,同时

望为区域史的交叉研究略尽绵力。

一 民胥为鱼鳖:明清时期里下河地区黄淮水患的发生与演变

费礼门指出:“洪水在中国,危害人民生命为数之众,举世殆无其匹。”⑧明清时期里下河地区黄淮

交涨所引发的灾害中,无论是就频次还是灾情而言,都首推水患⑨。清代宝应人汪懋麟曾言,每逢黄

淮水灾,往往是“冲堤防,坏城郭,没田舍,民饥饿漂转以死者道路相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