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本割占台湾后,于1899年在台北设立台湾银行。该行随后不断向邻近的华南扩张营业网
点,成为近代日本侵略华南的核心金融机关。辛亥革命爆发后,台湾银行为进一步配合日本政府对江西的
侵略计划,在前期调查显示难以盈利的情况下,仍坚持在九江开设分行。九江分行的设立遭到江西人民的
强烈抵制。但台湾银行仍依靠雄厚的资本,成功侵入当地金融市场,成为日本在江西扩张商权、攫取南浔
铁路利权等侵略行动的金融支柱。一战结束后,在自身内外交困、九江区域地位被汉口取代等多重因素
下,台湾银行最终被迫退出江西。九江分行是近代日资台湾银行向中国内陆腹地渗透的重要节点,更是日
本对华侵略从华南向华中推进的金融“协力者”。
[关键词]台湾银行;江西;九江分行;南浔铁路
近代日本对华侵略的展开,背后有着雄厚的金融力量支撑。作为日本殖民台湾的统辖银行,台湾
银行(下文简称“台银”,引文除外)于1899年在台北设立后,随后即以台湾为基地,配合日本对中国的
政治、经济及军事侵略,相继在厦门(1900年)、香港(1903年)、福州(1905年)、汕头(1907年)、广州
(1910年)、上海(1911年)等地设立分行①,势力从华南延伸至华东地区,构建起广阔的经营网。辛亥
革命爆发后,台银趁机进一步向长江中游扩张,在江西通商口岸———九江设立分行。通过对台银九江
分行的历史考察,可发现它的设立,主要出于从金融上推动近代日本势力向江西渗透的“重任”,体现
出该行强烈的“国策银行”②属性。
关于近代台银在中国大陆的金融扩张活动,海内外学界已有所关注。在金融网络扩张方面,台湾
学者李为桢概述了台银在大陆设立各个分行的经过③。在台银资本输出、发行推广日系货币方面,日
本学者须永德武以台银历次借款为考察核心,探讨了其以借款为手段,在华南推广日本银元等多重深
层目的④。张晓辉、张侃等大陆学者则就台银在闽、粤地区的资本输出进行了论述分析⑤。台银作为金融机构,同时还进行了大量情报搜集活动,日本学者横井香织梳理了台银在华展开的系列调查,揭
示了其情报机关的属性①。总体而言,学界对台银在华的金融活动主要从宏观视角展开,对其在各个
区域的具体扩张过程、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产生的影响等诸多细节则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和必
要。本文旨在利用日本外务省档案、台北“中研院”藏“台湾银行文书”、中日文报刊等资料,以社会经
济史为研究取径,对台银九江分行自筹设至关闭这一过程进行动态考察,进而揭示台银在华金融扩张
的路径、协助日本侵华的国策银行属性,深化近代日资银行在华金融活动研究。同时,以金融为切入
点,从区域视角探讨近代中日关系,并“加深对相关区域的社会在当时的状况及其变迁过程的认
识”②。
一 金融调查与九江分行的筹设
甲午战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纷纷在华割占势力范围。作为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
处心积虑扩张在华势力:1895年割占台湾,1899年又迫使清政府签订《福建不割让照会》,从而将闽台
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此后,日本政府进一步看到江西地处长江中游、与福建“腹背相连”的重要地理
位置以及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尚未深入染指的国际形势等,进而将下一步的侵略矛头直指江
西省。其以插手铁路修筑为突破口,侵入江西境内,试图将福建与江西两省贯通,将侵略势力从华南
扩及华中。1909年,日本驻汉口总领事在向外务大臣的报告中曾指出:
长江沿岸之地,向为英国势力范围……幸江西之地至今尚未遭受外国侵蚀,有超然居于势力圈外之象。且
与畴昔帝国约定不得割让之福建相联接,一衣带水之间,隔福建而通台湾新领土,广袤七万里之沃野,尚未开发
之富源颇多,洵极其适于培养我国利权之一大疆域。由此观之,帝国必须远瞩大局,一度思及江西全省。以经营
铁路为序幕,而展开远大计划③。
根据中英《天津条约》的规定,九江于1861年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成为列强进入江西的门户。
台银自成立后,便不断向大陆地区扩充营业点,在1911年设立上海分行后,台银的金融网络已覆盖福
建、广东及上海地区,从华南延至华东,纵贯东南沿海。随后,面对日本政府对江西的侵略计划,台银
也认为“江西省位于福建省的后背,是长江流域的一大门户,矿山等其他有利资源不胜枚举。要有乘
着列强尚未着手之际,先行纳入我权益内,然后努力进行开发的觉悟”④。为配合日本对华政策,从金
融上扶植日本对江西乃至华中腹地的渗透,台银继而将下一个营业点的地址锁定在九江,“中国九江
资源丰富,位于江西省的要衢,将来本邦同中部‘支那,及福建省腹背相连,对于促进本邦将来的关系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地点……因此本行出张所的设置,立足于本国的立场,必须早一日实行”⑤。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江西金融业深受影响,“货物及通货的移动全被阻隔,商业交易亦
处于全部终止的状态”⑥。台银察觉到此乃千载难逢的“良机”,趁当地金融动荡之际,开始将九江分
行的设立付诸实施。为清楚掌握九江的基本信息,台银随即派遣书记生清水孙秉对其经济、金融等进
行了详细调查。但调查结果显示,在九江并不适宜开设分行。
根据1912年5月清水孙秉提交的报告,九江虽是江西省的出入要港,但仅仅被作为上海、镇江等
中国最重要港口同内地市场间商品交易的中转站,以九江为起点或终点进行的直接货物交易较少⑦。
金融业方面,该报告指出,在九江重要的银行、钱庄共计28家,但辛亥革命后,已有10家破产解散,其余也基本处于停业状态。革命运动平息后,加上新开业的民国银行等7家金融机构,1912年5月,九
江共有银行、钱庄25家。普通钱庄资金匮乏,信用薄弱,革命后营业不振。该地势力最大的为民国银
行①,在九江营业时日尚浅,根基未稳。除此之外,九江几乎无外资银行势力。受商业现状及金融传
统的影响,九江地方商人对银行的利用率非常低,其收入仅在银号进行处理,银行存款较少②。
近代以来,长江流域逐渐沦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但九江作为早在1861年即开放的通商口岸,包
括汇丰等外资银行均未在此地正式设立分行③。根据清水孙秉的调查,主要原因在于九江仅是货物
的中转港,对外直接贸易较少,致使批发店、大商人及大额贸易等缺乏,银行在此营业将收支难抵,经
营困难;同时,若在九江发行纸币,以促进其向南昌流通,因铁路未通,交通不便,两地间交流困难,这
种目的的达成也非常不易④。
关于九江当时的商业情形,1916年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也印证了此点:“这里虽是本省唯一的开
放港口,但从中国各省来经商的人并不多。”⑤在清水孙秉展开调查的同时,台银上海分行行长江崎真
橙也对九江进行了考察。上海分行在设立后,因其重要的金融地位,成为台银在大陆地区的统辖性分
行⑥。台银以其为基地,试图向长江中游的九江扩张,因而特派该分行行长做进一步调研。江崎真橙
在考察后所得结论与清水孙秉的一致,“根据其调查,当地目前的状态,在该地设立出张所,预计不会
有收益……出张所的设置没有价值”⑦。两者的调查均显示,九江的港口经济特点制约了其金融业的
发展,因此,从营利角度而言,该地并不适合设立营业点。
但是,清水孙秉在报告中进一步详细分析了日本将来在江西有望扩展的事业:第一,投资铁路,
“将江西纳入我势力范围,务必先将铁路的权力归属我邦,此乃至关重要之事”,而资金融通对攫取铁
路利权至关重要。第二,在江西境内已发现的萍乡、饶州等七个煤矿山以及赣州的铜矿山,因资金不
足,交通不便,仅有萍乡煤矿得以开发,“因此我国不能以旁观者的身份而置身事外……当着手进行开
矿事宜,给予资金的融通,进行联合经营”。第三,日本对江西的输出品,主要包括杂货、棉丝布及砂糖
等,随着革命后流行商品的变化,杂货的销路宽广,有进一步扩张的余地⑧。
投资南浔铁路、掌控铁路利权是日本的长远谋划。并且,江西矿产资源丰富,台银认为日本可以
中日合办为旗号,在开发铁路的同时攫取江西的矿山开采权,将江西打造成日本的工业原料供应地。
此外,将日本商品向江西倾销,扩张商权也是日本在华的重要企图⑨。而推动以上计划均需强大的资
金支持。基于此,清水孙秉认为作为日本在华南的金融支柱,台银在九江开设分行,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日本外务省也积极介入此事,根据对华形势,希望台银尽快在九江设立分行。如前所
述,台银上海分行行长江崎真橙并不赞同开设九江分行,但日本驻九江的外务省书记生八木元八却对
江崎真橙的观点明确反对,认为台银在此设立分行“将对当地本国人的发展产生莫大的资助。鉴于此,此次就不能再就损益而锱铢必较……坚决速速进行设立,给江西省本国人的发展加上助力”①。
作为日本政府在华代表,外务省也希望日本在向江西扩张势力过程中,台银能够将个体得失置之度
外,成为“国家事业”的得力金融帮手。
无论是清水孙秉还是八木元八,均主张台银以九江分行为基础,在江西及周边区域扩散流通日本
银元,“在九江开设出张所,支配其地方金融,发挥经济上的势力,努力将普通中国人的信用集中,则日
本银元很容易流通”②;同时,积极谋求九江关税金的经营权,推动南昌成为通商口岸③。根据清水孙
秉的调查,九江关税此前由永顺昌钱庄经营,辛亥革命后该钱庄破产。此后税关自身进行资金保管,
但经营存在诸多不便④。因此,清水孙秉及八木元八均图谋将此项资金的管理权归台银所有。这些
计划此后得到台银的持续推动。在九江分行成立后的1913年11月8日,台银总裁柳生一义向日本
大藏省秘密提出该行营业《备忘录》,详细说明在江西进一步扩张势力的计划,其中即包括促成当时正
在交涉中的九江关税金的处理经营、推动南昌成为通商口岸、将日本银元作为本位货币在江西进行流
通扩散等重要工作⑤。
总之,为协助日本政府向江西侵略扩张,借助辛亥革命的“契机”,台银试图进一步在通商口岸九
江设立分行。在前期调查显示设立该分行将毫无营利前景的情况下,作为日本政府特设的、兼具“国
策性”与“营利性”⑥双重属性的台银,最终决定克服营业上的困难,履行“国策银行”职责,为日本侵略
江西服务,计划于1912年10月开设九江分行。
二 官民抵制中九江分行的开设
对于从未有外资银行侵入的江西九江而言,台银的进入将对当地钱庄以及民国银行的营业带来
强烈冲击。而台银的金融侵略阴谋也被有识之士不断揭露。当台银欲在九江设立分行的消息传出
后,江西商界、金融界乃至整个社会开始寻求联合抵制。
1912年9月,九江钱业公所及商业总会召开联合会议,做出在台银分行设立之时对交易进行抵制的
决议。与此同时,南昌的报纸也刊登呼吁抵制台银的文章。9月14日,《大江日报》刊发题为《论抵制台
湾银行的方法》的长篇文章,揭露台银的金融渗透野心,号召民众联手抵制该行向江西的入侵:
日人设台湾银行于九江,意将乘吾金融机关未备之秋,肆其经营手段以垄断我经济权,其居心之险,尽人能
知之矣……一旦有外国信用坚实、资本充足之银行入据其中,则人将趋之如鹜,而我官商界,不成形式之金融机
关将因之而涂地以尽。实至于斯,则全省现银将均寄顷于该银行,而操纵市场亦唯该银行,该行之信用愈发达愈
盛,则我实业界从此之生机将被压制,而未有助长之路……彼之设行九江,其注意实在南昌,固九江不过商业上
之通行地点,而非金融集合地点⑦。
在该文中,作者深刻分析了台银欲通过对江西铁路借款而侵入江西的阴谋,认为台银以雄厚的资
本进入九江,必定会很快攫取整个江西的金融统治权,进而操纵市场,垄断利益,危及实业界。作者已
清楚看到台银“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图谋,其虽设立于九江,真实目的却在入侵南昌。作者认为,因
台银设于租界内,中国人无权干涉,故而根本抵制之策,乃大力扶植江西省内势力最强的本土银行———民国银行,以促使其与台银相抗衡。同时,极力呼吁九江及南昌总商会发挥领导作用,联合全
体商民进行斗争,杜绝与台银往来。
这篇文章可谓切中要害,显示出江西民众对台银金融侵略的清醒认识,无异于向该行投下宣战
书。文章刊载后,南昌商务总会立即予以响应,请求江西财政司①向中央政府报告该省日资台银入侵
的事实,恳请财政部拨款,将已设的民国银行进行大扩充,先发制人,抢占市场②;同时,商务总会还直
接向中央各部长呈送文书,揭露台银的侵略野心,认为日本“择定浔阳设立台湾银行,意在广行钞票,
以纸当银,吸我金钱,安所止境,租界之地,禁阻不能,坐贾行商,相与往来,堕其术中,恬不知怪”③。
随后,江西财政司也呈请该省都督李烈钧,并号召商会联合各商家,对民国银行进行扶持,一面推动股
东清缴拖欠的民国银行股份,一面劝各商家入股,以使该银行“资金厚集”④。
在江西省政府、商会及各界民众的联合抵制氛围中,设于英租界的九江分行还是于预定的1912
年10月1日正式开业⑤,“九江系通商口岸,无法阻止,日人遂在九江英租界内租赁十三号洋房为台
湾银行地点”⑥。该行也成为民国时期江西境内唯一的外资银行⑦。至此,台银在大陆的营业网络,正
式从华南、华东,进一步扩张至长江中游,深入腹地,实现了从沿海向内陆的推进。台银以九江分行为
据点,此后不仅向汉口扩展,而且也将其在沿海地区的业务进一步向华中渗透。台银九江分行的设
立,成为该行对大陆地区金融侵略的重要历史节点。
台银九江分行在设立过程中,江西财政司支持商会的抵制行为,日本方面对此感到十分不满。日
本驻汉口总领事于10月22日向李烈钧发出照会,对财政司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言辞强硬,认为台
银开设于通商口岸,财政司本应负保护之责,而今则受商民“蛊惑”支持抵制行为,实难理解,提出应将
对商会的回复立即取消以及保证将来安全等要求⑧。但台银才刚刚进入九江,势力未稳,日常营业需
依仗当地钱庄、商人进行联络配合。根据台银以往在大陆的扩张经验,此时若激起大规模的民众抵制
运动,于该行大为不利;并且,当时日本在整个江西的势力还很薄弱,难以取得当地政府的支持,政治
上的施压必将产生不良后果。出于此等考量,日本驻汉口领事立即致信外务省驻九江书记生八木元
八,要求其在处理抵制问题上必须持谨慎态度,“此事乃稍敏感的问题,若采取高压手段,则会导致事
件恶化。因此必须采取不扩大化、息事宁人的态度……逐渐扩大同中国商人的联系,以缓和其气势,
这是正确的对策。台湾银行支店也要根据此宗旨,采取适当的措施”⑨。台银的调查人员认为,应利
用九江的钱庄,间接同客户进行交易,“乃万全之策”〇。
民众的抵制使台银九江分行随即陷入困境。在开业后,“九江钱业公所此前进行了集会,三十余
家钱业者皆决定不与台湾银行交易。由此,该行自上海雇佣的中国人也被拒绝出入这些钱铺”〇。11
月5日,在长江上航行的日本炮艇“鸟羽号”舰长在致电外务省时描述道:“台湾银行支店自开业以来,陷入全部不能交易的状态,如果不采取种种手段,推测近期恢复是很困难的。”①11月6日,八木元八
在向汉口总领事的报告中也谈道:“南昌的报纸再没有关于此事的报道。而九江钱业者则扬言进行一体
抵制。交易尚未开始,银行的营业极度冷清。”②民众的集体抵制,拒绝与台银交易往来,沉重打击了该行
的营业。除业务影响外,抵制运动还深刻影响台银在江西的买办聘用。如同近代其他在华外资银行
一样,台银于各地设立分行时均聘用中国人为买办,以之作为同本土商业、金融势力联络的纽带。在
九江分行筹设阶段,台银即开始选聘买办,在丰厚的利益驱动下,九江诸多钱庄主积极应聘。台银通
过考察应聘者在商界中的势力,决定聘用经营钱业的九江商务总会总理舒法甲(前九江军政府财政部
长),“舒本人对此也十分热心”。但在联合抵制爆发后,舒法甲被民众寄送威胁信,严禁其成为台银买
办,随着抵日气势的逐渐上涨,舒法甲最后不得不放弃该职位③。此外,最初申请该行买办的九江关
监督周斌,在抵制运动爆发后态度立刻转变,转而利用其职权支持民国银行,呼吁民众联合起来抵制
台银④。在此种情况下,台银的买办雇佣计划不得不暂时中止。
民众对台银的联合抵制,致使其开业初期的营业深受影响。但台银毕竟开设在通商口岸,随着时
间推移,各钱庄因资力单薄,在头寸紧张之时,不得不依赖台银借款以事周转。而台银则利用其雄厚
的资本,通过资金拆借,逐渐使实力较弱的本地钱庄对其产生依赖。伴随抵制气势的下降,台银的业
务经营也渐次打开市场。在开业三个月后,根据日本外务省1913年1月的调查:“该行因种种情况买
办未能雇佣之事业已解决,使用中国的经纪人,负责同钱铺的汇兑买卖以及其他交易。开始时对于该
行的抵制,渐渐钱商明白需要依靠外资银行来获利,因此资金融通的请求逐渐增多,眼下其交易额尚
十分微小,但抵制的风潮在当地已全部清除。”⑤在势力日渐巩固的基础上,台银开始进一步实施对江
西的金融渗透,充当日本在江西扩张势力、攫取利权的金融“协力者”。
三 金融扩张与助推日本侵略江西
在九江分行的营业日渐步入正轨后,台银开始积极践行该分行的设立宗旨,在江西境内大力扩展
业务,协助日本在该省的势力扩张。
1.向南昌渗透及汉口分行的设立
南昌乃江西省会,当时在长江中游是仅次于汉口的大都市。在南昌的日本留学生也较多,据统
计,1912年在江西军政府任职的日本留学生有40余人,并且“均为显职”,给当地日本人带来非常大
的便利⑥。但南昌并非通商口岸,日本欲直接在此扩张金融及商业势力,政策上不允许。因此,台银
开设九江分行,一个重要企图就在于以九江为跳板,进一步向南昌渗透。
在九江分行设立仅三个月后,台银及日本外务省即开始筹划设立南昌代理店。1913年1月,台
银先后两次派代表就代理店设置一事,同南昌当地有实力的钱商进行磋商,并计划“此经理处同样表
面上以中国人的名义进行营业”,以避免引发中国民众反感⑦。但因害怕政府反对,虽利益丰厚,各钱
商都对代理店一事持谨慎态度,台银扩张计划暂时受挫⑧。 1914年5月,在南昌设立代理店之事再次被提上日程。根据日本外务省情报显示,当时南昌的
民国银行因滥发纸币,引发市场恐慌,外务省认为此乃台银扩张之“良机”。并且,当时英美等国都大
力在长江沿岸建设石油公司等,扩张利权,“本国与列国为伍,要保持其地位,在此之时可以抓住好机
会先他们一步前进,在外国人还没有进入之前,在江西省城即有本国资本家的代表”①。此时,台银在
九江营业已一年有余,加之日本势力在江西渗透已久,与九江及南昌的地方官员建立了初步联系,双
方关系趋于缓和,在经过长期交涉后,1915年4月,南昌洪正卿经营的久记号商店正式被台银确定为
代理店,负责江西境内的汇兑业务②。自此,台银的触角正式深入江西省会南昌。
一战爆发后,欧洲列强因卷入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东亚的商品输出,日本则趁此机会加
紧抢夺英法等国在东亚的贸易市场。在中国,日本政府借机扩展其在长江流域的势力,增派大量军
队,扩大商品输出,抢占此前被英国瓜分的华中市场③。对于一战的爆发,台银也认为“这对于我国来
说,是取而代之掌握贸易主动权、扩张商品输出渠道千载一遇的好机会,对本行多年来的主张,即推动
向华南、南洋的贸易实乃绝好的机会”,并认为它不仅要在资金的融通上给予日本商人优惠,而且“要
在海外尤其是中国增设金融机关”,以促进日本对华贸易④。面对日本政府在华中的经济、军事行动,
台银也迅速予以配合,依托九江分行,立即在汉口进行开店的前期准备工作。1915年5月1日,台银
汉口分行正式设立,从而实现了该行总裁柳生一义(1901—1916年在任)长期以来极力谋求的在中国
广州、上海及汉口三大城市均设立分行的企图⑤。自此,台银在大陆地区的势力,从沿海进一步深入
长江中游,在华中腹地已有两个核心营业据点,金融渗透层层扩张,步步进逼。
2.扩散日本银元及发行纸币
近代以来,日本银元⑥伴随中日商贸往来大量流入华南地区,并扩散至江西境内。根据台银1912
年对江西的调查,日本银元在南昌以南地区,即同福建、广东接近的区域得以流通,北部地区则少有使
用⑦。辛亥革命后,台银趁大陆暂时陷入金融困顿之机,依托其既有的营业网络,开始在福建、广东、
上海等华南、华东地区大规模推广日本银元,试图以此统一大陆的货币,攫取通货主权⑧。九江分行设
立后,台银进一步在江西及临近的湖北境内扩散日本银元,将其流通范围从东南沿海向华中内陆扩展。
如前所述,以九江为基地推广日本银元,乃九江分行尚在筹设阶段即被赋予的使命。因此在该分
行成立后,“在江西境内,本行九江出张所竭力散布银元”⑨。辛亥革命后,台银试图“利用眼下中国财
政匮乏的时机,通过借款等形式,促进日本银元的流通”〇。1913年2月,在南浔铁路第二次借款中,
台银用代表日本银元的银票支付了50万日元〇,不仅得以推广日本银元,而且有力推动了日本对南
浔铁路路权的控制,“日本银元主要是由于修筑南浔铁路向日本借款,遂有一批日本银元流入江西各
地”〇。1913年6月,九江分行与九江日本邮政收款所达成合作协议,由该收款所协助收受日本银元①。此外,九江分行还同正金银行汉口分行缔结通汇协议,将正金银行汉口分行充作台银兑换所,
利用正金银行的信用基础和业务往来,将日本银元进一步扩散至华中市场②。
除推广日本银元外,台银在江西还广泛发行纸币。鉴于墨西哥银元在九江广泛流通的现实,1913年
6月,台银九江分行开始发行以墨银为准备金的墨银票。虽发行之初受到民众抵制,但7月江西事件③
爆发,九江的民国银行发行的纸币出现兑现危机,九江市场交易几乎都通过硬通货,促使台银发行的可
随时兑现的墨银票需求增加。特别是北洋军队以墨银为军费,依赖九江市场提供。在此背景下,台银大
力推广墨银票,其发行量日益高涨,并且在南昌地方也可见其流通④。此后北洋军队撤退,民国银行的纸
币恢复信用,墨银票流通额有所减少。为促进其使用,台银在南浔铁路沿线地带,通过将墨银票贷给日
资公司大仓组,用作其日常杂费的支付,取得良好效果,“渐次在沙市、长沙、大冶等地顺利流通”⑤。
在墨银票的基础上,1914年2月,九江分行又效仿台银此前在厦门、福州、汕头等地的做法,发行
以日本银元为准备金的银票,以进一步推动日本银元流通。台银将银票拆放给九江钱庄,以钱庄之
“手”扩大流通,借以笼络和控制当地钱庄业⑥。多措并举下,日本银元在整个江西获得显著通行,如
1916年在抚州和建昌的流通量占到了当地全部通货量的六七成,在广信府占到了五成等⑦,而1914
年台银九江分行的银票发行量最高则达到18375元。
表1 台湾银行九江分行墨银票及银票发行额⑧
由表1,台银发行的墨银票,获得了江西市场的认可,1918年及之前基本处于不断增长的态势,
1918年最高达到47761元。银票的发行量,在始发当年即达到最高值。1915年中国各地发生抵日
爱国运动,二者的发行量均受到重大打击,但墨银票随后又恢复增长,银票的发行则走向衰落。1919
年五四运动抵日浪潮给墨银票也带来致命打击,从此该票逐渐退出市场。
3.大力开展借款活动攫取利权
1912年10月,在九江分行设立之际,台银东京分行向日本大藏省提出了《对中国的金融机关》的
报告,认为:“今列国乘中国财政穷乏、企业勃兴之机,竞相通过财政势力的扶植,应募有利的借款以获
得利权……在中国建立我国的金融机关,不仅可进行财政方面的活动,应募大小借款,而且还可给予
我国事业家以援助。”⑨面对列强公开争夺在华各项利权,台银主张通过日本在华金融机关,利用借款
和扶植日本企业家,攫取利权。九江分行设立后,台银积极应募江西省内各项借款,先后四次向江西省财政厅借出200多万日元,而这些资金几乎都被政府用于军费支出①。
针对南浔铁路,台银不仅先后两次直接向其借款,而且于1913年2月,在日本东亚兴业会社向南
浔铁路借款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九江分行又向该会社周转资金50万日元②,协助日本侵夺南浔铁路
控制权。南浔铁路在建成通车后,因经营不善,长期入不敷出,不得不频繁向台银借债以维持运营,
“日日仰台湾银行鼻息,特借债以资生活,负债愈重,偿还愈难,而日人方且援据合同实行代管营
业”③,路权一步步丧失。当南浔铁路公司难以正常还债时,台银直接派人前往,“截收入款”,控制南
浔铁路公司财务,导致其运营愈加困难,陷入恶性循环④。日本“通过该国东亚兴业会社和台湾银行
借款修建南昌至九江的南浔铁路,控制了这条铁路,并迫使铁路管理当局以低价出卖了该路在九江琵
琶亭的江岸码头”⑤。“南浔铁路的实权没过几年便被完全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手里。日本帝国
主义在江西的势力也以掌握了南浔而深深扎下根子。”⑥作为日本谋划中的“南清铁路”的重要组成部
分,日本对南浔铁路的渗透,又为其进一步连通粤汉等广东、福建及湖北的铁路,实现对中国中南部的
路权侵夺奠定了基础⑦。
表2 台湾银行九江分行在江西省内借款统计表
由表2可见,在这些借款中,除了获得高额的利息收益外,台银均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并非单纯
的资本逐利行为,而是以增进日本在华权益为基本目标”⑨,甚至不惜牺牲自身利益,通过资本输出为
日本在当地的商权扩张、利权攫取提供便利,从金融上牵制地方政府,“以图将来在地方上占据不可动
摇的地位”〇。如1917年8月江西中国银行借款100万日元,台银认为月息7厘的利率过低,并且以
地方公债作为担保,力量太薄弱,原本打算拒绝,但为了“在长江流域扶植帝国商权”,最终还是予以同
意。同样,三个月后,江西财政厅因财政困难向台银申请借款200万日元,台银以条件太差而予以拒
绝,后经再三交涉,台银“为在长江流域扶植日本商权,且不伤害财政厅方面的感情,以及为今后向南
昌方面发展”,最终同意借款50万日元〇。
此外,九江分行还与江西境内的钱庄等金融机构广泛开展借款合作,“欲藉此执浔地金融之牛耳,
故对于钱业极力联络”①。该行利用自身资本,以无抵押的方式大量给钱庄拆借资金,“为控制当地金
融,对钱庄大都是信用贷款”②。通过资本输出,台银一步步强化了对江西的业务渗透和金融掌控,成
为影响九江乃至整个江西省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九江金融,向恃台湾银行以为周转。去腊街店、钱
业、南货,共计拆用该行放款,至一百余万之多。近因该行比解上海现银,收回五十余万,以此银根日
紧,洋价提高……坐是上项二因,各钱庄货店,铜元日积,银洋日稀,市面金融,大形呆滞。”③以至于当
时日本国内舆论界对台银在江西的“表现”也是赞赏有加,“该分行作为江西省内唯一的外资银行,几
乎成为当地的中央银行”④。
综上,以设立九江分行为标志,台银无论是营业网的构建,还是此前在各地广泛开展的诸如扩散
日本银元、发行银票等业务,均得以从华南及华东地区,扩张至长江中游的九江、汉口两大城市,将自
身势力深入华中内陆腹地。在此基础上,作为竭力践行国家意志的国策银行,台银为近代日本在江西乃
至整个长江中游的侵略提供了重要支撑,“就其事业而言,该行在南浔铁路的开设上竭尽全力,并且最终
使其得以建成,值得大书特书。同时,日本商业势力向该省显著的侵入,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该行”⑤。
四 营业危机与九江分行的关闭
一战结束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台银也深受影响,在日本本土的巨额贷款无法收回,资金被
固定化,进而陷入严重的营业危机⑥。此外,台银在一战中联合朝鲜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对段祺瑞政
府进行了高达1.45亿日元的“西原借款”,该借款在战后因中方偿还困难而沦为不良借贷,加剧了台
银的营业困境⑦。与此同时,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全国掀起大规模的抵日爱国浪潮,中国社会
各界纷纷号召“抵制日货、拒用日钞、断绝与日本一切经济来往”⑧。作为在华日资银行的代表,台银
首当其冲,存款被大量取现,发行的货币遭遇大规模挤兑,中国人民纷纷拒用日钞,致使该行货币在市
场上完全无法流通,“钱庄业对凡与日本有交易关系者则不与之交易,正金与台湾两银行之纸币几乎
完全不能流通”⑨。五四运动沉重打击了台银在中国大陆的金融侵略。
面对巨额资金滞贷以及中国社会形势的强烈冲击,为挽救营业危机,台银被迫于1920年开始业
务整顿:调整营业方针,严格限制对外借款,集中于汇兑;整理贷款,尽全力回收资金;各营业点普遍缩
减行员,以节约经费。如九江分行行员从八名缩减至四名,负责人则改由汉口分行行长兼任。如此,
该分行每年可节约经费一万日元〇。
但危机依然无法缓解,台银最终被迫关闭收入缺乏的分行。经权衡后,1923年12月,台银决定
首先关闭九江分行及日本国内的门司分行〇。如前所述,九江原本的金融商况并不适合开设分行,台
银为了支援日本在江西的势力扩张,最终在该地设立分行。但九江分行在营业过程中,效益低迷,仅仅做到“基本可以收支相抵”①。在五四运动中,该分行一方面遭遇严重挤兑,“九江各界纷纷到九江
的日本台湾银行提款,使之难于应付”②。“5月12日,日本的纸币在九江市面上已不通行”③,1922年
以后,台湾银行在九江已不再发行任何货币(参见表1)。另一方面,作为调节资金的重要来源,台银
在当地吸收的存款也几乎减半,受此影响,“该银行甚为困难,积极的发展已完全不可能”④。更严重
的是,九江分行在1917年先后两次向江西财政厅借出的总计150万日元贷款,均陷入不良化,1921
年4月台银曾向江西省长公署催还欠款,无果,后虽经多次协商,签订展期合同⑤,但直到1935年仍
未解决⑥。同时,江西政局的动荡,“九江志和等钱庄先后倒闭,影响贷款收回”⑦,也给该分行的营业
带来巨大麻烦⑧,“至1923年,由于在与西方列强的竞争中,该行严重亏损‘二百余万,而无法‘清理债
务,,已处于倒而不闭的状态”⑨。营业不振以及严重的滞贷及亏损,导致九江分行最终被迫关闭。
对于该分行的关闭,在九江的日本外务省派遣员以及在留日本人均表示难以理解,并希望该分行能
继续运营,“此事是关系在留本国人的重大问题……将支店关闭,将在当地中国人中失去我国的信用,对
将来当地本国商民的发展产生阻碍。鉴于该支店设立当初的宗旨,请求予以存续”〇。针对外界的不解,
1923年12月20日,台银总裁中川小十郎专门致信日本大藏省,详细解释了台银面临的经营困境以及关
闭九江分行的原因:“基于店铺整理的方针,对于收入预计匮乏的支店、出张所予以关闭,专门就国际汇
兑倾注全力。九江出张所的废止即全是出于此趣旨。对于该地事情希望予以谅解。”〇同年12月31日,
台银九江分行正式关闭并着手资产清理〇,自此结束了其在江西长达11年的侵略性经营。
九江分行的撤废,对日本在江西的势力产生了较大影响,余波不断。在该店关闭一年后,1924年
11月,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千太郎致信外务省,严厉控诉台银关闭九江分行后产生的后果:第一,当
地日本金融方面大受影响,勿论资金融通之途,押汇等亦须经由上海日资银行,其他存款、汇款乃至汇
兑等方面实际上都给当地日侨带来极大地不便;第二,自1923年年末以来,当地日侨也逐渐撤离,并
且有继续减少的趋势,商界不景气,源于台银地撤退。基于此,日本商民中不断有希望台银复活地呼
吁。该领事认为,九江分行沦为台银营业挫折的牺牲品,“该行主事者,不顾当地本邦侨民的利害,只
顾自身便利,如此坚决地进行撤退,真乃相当地不合时宜。本官对此甚为遗憾”〇。
通过江户千太郎向外务省的申诉信,我们可看到台银关闭九江分行,对当地日本人的商贸、金融
及日常生活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由此反映出台银对当地日本商业的扶持力度之大,在日本对华商
权扩张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九江分行仅仅是台银在大陆设立的众多分行之一。在撤废该
分行问题上,日本内部出于不同的利益考量,意见并非一致,存在严重分歧:台银从自身整体营业出
发,决心关停该分行;外务省则从日本在江西整体的商业势力方面考虑,请求予以保留。台银此时将
自身的生存问题放在首位,压倒所担负的日本势力扩张的特殊使命。
在收到江户千太郎的信件后,日本外务省与大藏省两部门就此问题进行了磋商,并致信中川小十
郎,要求其重新考虑九江分行的再设问题①。随后,中川小十郎再次对该分行的设立原委以及关闭的
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解释:该分行筹设之时,九江乃江西省物资集散中心、长江沿岸第三大通商口岸,作
为华中重要的物产市场,其未来发展颇为瞩目;伴随大仓组介入南浔铁路的修建,台银以此为基础,谋
求日本人势力的扩张;与此同时,台银尝试将日本银元向华中及华南推广,多重因素下最终决定在该
地设立分行。然而此后,中国政局动荡,江西财政日益穷乏,一战结束后,中国经济整体的不景气,九
江市场状况顿时寂寥,商业和金融业均大受影响,因此,九江分行的经营亦变得非常困难,产生了巨额
滞贷。并且,由于邻近的汉口市场日渐繁荣,九江的区域地位逐渐变轻,日本商社对于原本须经九江
出口的物产地收购,直接绕开该地而将人派往他处去办理。在此种状况下,九江虽然仍被称为江西省
的经济中心,但经济金融的恢复将非常困难,如继续经营,必将带来更大损失。此时正值台银营业改
善、业务紧缩之时,因此决定坚决废止,不再设立分行②。
中川小十郎的回复,除涉及台银面临的内忧外患各因素外,更特意提到九江及汉口区域地位变化
带来的深远影响。近代以来,汉口作为九省通衢之地,在开埠后迅速成长为全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
中心市场,商贸繁盛,银行业也日渐兴盛③。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当地银行的业绩。银行出入
金数额是衡量银行业务量大小的重要标准。通过对比可发现,台银汉口分行在1915年成立当年,其
出入金总额就超过了九江分行,且汉口分行此后的业绩增长更为迅速,二者间的差距逐渐扩大(参见
图1)。由此可见,汉口的经济地位已快速超越九江,台银九江分行在长江流域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已
被紧邻的汉口分行所取代。
九江分行在江西的营业,原本肩负多重使命,但最终在中国社会形势的冲击下产生了严重滞贷和
亏损。伴随汉口的崛起,及九江在长江流域市场地位下滑等原因,在台银自身经营困境的背景下,基
于市场考量,出于长远发展,该分行最终被放弃。自此台银也结束了以该分行为大本营在江西的营业
和金融侵略活动。
五 结 语
近代以来,货币金融渗透成为日本对华侵略中与政治、经济、军事手段并存的重要路径,“货币战
争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军事战争,货币战争的胜负可以决定战争的最终结果”⑤。作为与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并存的日本侵华三大金融支点之一,台银自成立伊始,即肩负着推动日本对华侵略的重
任,“是以台湾为基础的帝国主义执行机关”①,因而可以在国策属性的驱动下不计代价执行任务,“本
行与普通银行不同,负有特别之重任。因此,即使在营业上,有时也不能专就损益打算,而当以伸张国
运、发扬国威为念,如不得已,即使有若干牺牲也在所不惜”②。九江分行的筹设历程,正是台银不计
个体损失而执行日本对外侵略任务的“国策性”的生动体现,“该行忍受当初收支核算上的不利因素,
作为后援,一心想要为扶植本国势力提供便利”③。台银也因此成为日本侵略江西的金融“协力者”,
有力支持了近代日本在江西的商权扩张、路权攫取以及各方势力的扩展。
设立九江分行,也成为台银对大陆金融渗透的重要节点。一方面,台银长期在华南推广日本银
元、发行纸币等业务,以九江为据点,得以扩散至整个江西乃至湖南、湖北等周边地区;另一方面,台银
实现了该行势力从沿海向内陆的突破,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在汉口设立分行,在华中的势力更加巩
固。自此,台银将华南、华东和华中金融市场连接成一个整体,构建起一张纵横交织的金融网,实施对
华金融侵略。虽然最后九江分行因自身亏损等原因被迫关闭,看似走向失败,但若从近代日本侵华整
体层面而言,台银以其为基础,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不仅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日本对江西金融市场的
占领,而且对日本在当地的商权扩张,攫取以铁路、矿山为代表的各项利权,将江西等地纳入日本势力
范围等种种侵略行动,均起到重要助力作用,无疑“成功”完成了其设立预谋。
然而,台银同时兼具商业银行性质,自身的生存乃首要考虑因素,否则“国策性”的执行将无从谈起。因
此,当台银在自身发展陷入严重困境、中国的抵日浪潮又给予其在大陆营业沉重打击的形势下,它不得不重
新思考和寻求生存之途,谋求自救,最终被迫放弃九江分行。台银从江西的退出,既是一战结束后世界
经济形势推动的结果,也是近代中国人民在民族意识的觉醒下,抵抗日本金融侵略的阶段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