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雅韬

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甘肃 兰州 370070 

摘要:拍摄于1937年的电影《十字街头》可谓是导演沈西苓的扛鼎之作。正如影片开头字幕所交代的“新的演员，新的题材，造成了《十字街头》”，它是“动乱时代下，数万青年人的悲喜剧”。以今人之眼光，影片确实不尽完美，存在音画不协调，演员表演过火等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电影曾带给当时人们的震撼和启示是巨大的，在众多同一时期的“国防电影”中占据着相当显著的位置。故事的发生地——上海——作为当时的大都会，这里灯红酒绿、高楼林立、霓虹闪烁，它是旧中国的十里洋场。然而，老式的石库门里弄、破败的工厂、简易的亭子间，萧条的街道——这是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的另一面。所以在影片中，上海仿佛使人迷离的万花筒，折射出的五光十色与光怪陆离，让人不禁唏嘘感叹，上海的意象在此处尽显矛盾与统一。本文正是要通过这部堪称经典的影片，来探索上海的多面性特征、在上海这座国际大都会生活着的种种人物与这座城市的关系，以及上海作为原罪城市的理想化建构。

关键词：十字街头  上海  都市意象  理想化建构

一、 辉煌的前奏

可以说，《十字街头》的横空出世，与旧中国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贫穷落后以及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使中国人不得不以一种批判和积极的态度面对残酷的现实。在特定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中，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特质，被电影学术界成为“探索的年代。”[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2月版，第178页]

影片字幕开始部分，一个俯拍镜头，将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上海某十字路口尽收眼底。画面中，川流不息的车辆，熙熙攘攘的人群，笔直伫立的电线杆，不停变换的红绿灯，无不反映着上海这块繁华市井之地所独有的历史文化风貌。而本片的故事情节正是以这样一处喧嚣的都市背景展开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都可以说，《十字街头》是属于那个年代的一部非常有风格的都市青春爱情偶像片，尽管故事发生在民族危机深重、社会矛盾尖锐的上世纪30年代，但这丝毫不能泯灭那种年轻人特有的光芒和涌动的激情。通过四个失业的大学毕业生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塑造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形象。小徐消沉懦弱，对生活充满了悲观的情绪，看不到出路而走上自杀的道路。与小徐相反，刘大哥是个有头脑有理想的青年。他准备回到沦陷的故乡，“唤起那被压迫的奴隶。”阿唐是个乐观的青年，做着为商店布置橱窗的工作，日子过的清苦也快乐。赵丹在影片中扮演老赵，将这个处世阅历不深、稚气、热情、纯朴到有点傻气的知识分子形象演得自然、生动、挥洒自如。

最令人感觉奇妙的是，导演有意设置的“一板之隔”，使观众拥有了全知的视角，而男女主角同住一屋却不自知，每天在公交车上眉目传情，暗送秋波，回到住所却互搞破坏，针锋相对，喜剧效果呼之欲出。赵丹和白杨在本片中的默契传神的表演，应该说堪称中国电影史中“银幕情侣”的代表。不过，即便是影片在日后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演员赵丹却对自己在影片中某些过火的表演并不满意。正如他多年以后所言：“《十字街头》中的人物就是自己，一拍即合，表演比较热情，却也失于热情泛滥。”[ 赵丹《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J]电影艺术，1979（6），第39页]然而，在那样一个动乱的年代，能够把“恋爱问题，失恋，生活问题，失业问题”演绎并搬上银幕，这本身既是一种难能可贵。旧上海的现实社会使青年人彷徨在十字街头，无怪乎导演沈西苓要在影片中将给大家一个“安慰和暗示”。

二、 城市与人的冲突

近现代以来，上海以其自由开放的环境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商贾，贵族，文人，墨客，革命者乃至殖民者的大量涌入。1842年，英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将上海列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以后，美，法等帝国主义也相继在上海强辟租界，那时的上海作为“冒险家的乐园”惨遭帝国主义的各种掠夺。但租界提供了市民免于反动政府，军阀以及历史战乱的侵袭打扰的相对自由安全的环境。至20世纪初，上海成为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以及亚洲的金融贸易中心，也成为了东西方经济与文化汇集融合的飞地。

那时，列强的入侵与封建主义的盘剥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农村陷入全面破产的境地。在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的左翼电影《春蚕》中，深刻而细致的反映了当时农村经济的破败与萧条。蚕农老东宝一家辛苦劳作了一年，却换来了“丰收成灾”的悲惨命运。失去土地后无以为继的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寻找新的生存出路。而这样一群人，无疑成为了这个城市新的“移民”，他们在转变着社会角色的过程中，同样进行着心理角色的转变。他们融入这个城市的过程中，势必为这个城市与他们自身带来了无法回避的阵痛。从而引发了对移民身份的焦虑，城市与人的冲突。

同时，迁入城市的移民也带来了市民身份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这在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中能够清晰的观察到：学生，店员，小职员，报童，妓女，革命者，知识分子，流浪儿……凡此种种，构成了城市流民的众生相。例如在电影《十字街头》中，小徐清楚的表明了农村老家经济凋敝，而身在城市的他却又失业，无法帮助家庭解决困境的艰难酸楚；老赵大学毕业后失业良久，因求的一份报社校对的工作而喜不自胜，废寝忘食；白杨离开老家只身来到上海，在一家纺织厂做教练员，却因失业不得不打算再次回到农村老家。生活的磨难使他们迅速的成长，大上海的歌舞升平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场充满迷幻色彩的海市蜃楼。生存的压力无时无刻不在吞噬着他们年轻澎湃的激情和生命。

影片的开始部分的几个蒙太奇段落，导演将镜头对准了富有“上海色彩”的高楼大厦和洋房别墅，仰拍镜头使这些楼宇更显得高大雄伟，壮观肃穆。但无论如何，这些镜头都无法将这些楼宇与观众的距离拉的更近一些，这种隔阂在主人公所住的小弄堂和亭子间的落差中更觉明显。上海是华丽的，但与他们无关。对于赵丹所扮演的角色而言，每月12元钱的房租已是让他焦头烂额，疲于应付。板壁那边的“邻居”更是让他陷入难以言说的窘境。“面子至上”的小人物，似乎成为了上海早期电影中最生动且真实的一类人物刻画。其中，“假领子”这个细节真的将上海这个“只重衣衫不重人”[ 志钦，《上海的风气》[N]上海报，1935,01,26]的功利特征刻画的淋漓尽致。虽然在影片中，导演时而对这种生存困境进行幽默化的调侃，例如借阿唐之口说：做大编辑，住洋房之类的善意的谎言。但是，父母的缺席，退场，意味着“子”一代在人生的竞技场上单打独斗的艰难挣扎。他们受到城市的诱惑，又被城市的罪恶所吞噬，在城市中丧失自我，最终不得不逃离这座城市。

积极正面的小市民形象与冷酷市侩的小市民形象勾勒在一起，成为了上海市民阶层最为生动传神的浮世绘。他们形象各异且生动逼真，组成了在大上海为生活而奔走的芸芸众生。正如王安忆所言：他们“奋斗的任务都是一样的，都是要在那密密匝匝的屋顶下挤出立足之地。”[ 王安忆，《寻找上海》[M]，《上海的女性》，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85-86]在上海这个唯利而尊的城市，想要挤出一方天地，又谈何容易呢？

三、对原罪城市的理想化建构

一直以来，上海这座城市就带有一种原罪的劣根性。它是一个极具消费性格的城市，由于长期受到欧风美雨的浸淫，这个城市的“小资”情调比哪个城市都重，可以说是深入骨髓。这就造就了一大批在消费观念上前卫而时尚，讲究精致的生活享受和品味的青年男女。十里洋场的纸醉金迷与灯红酒绿，使上海天生与左翼文化反帝反封建的意识形态立场格格不入，这也必将决定了在左翼电影中上海城市形象的彻底负面化。

上海是冷酷的。《神女》中阮玲玉饰演的伟大的母亲与卑微的妓女这样二位一体角色，将上海的冷酷性展示的淋漓尽致。阮嫂出卖肉体为换得与儿子生活的安宁，但流氓的侵扰使这样简单的生存要求都难以达到，周围邻里对这对母子的鄙夷和漠视更是导演加重了对这个社会冷酷无情的批判。《十字街头》中，房东太太一再催促老赵的房租，却又怕逼迫太紧反而鸡飞蛋打的狡黠。《马路天使》中，周旋饰演的小红年纪轻轻就要被琴师带着四处卖唱，任人调戏，最后甚至差点被卖给恶霸于成龙的悲惨命运……上海，在左翼电影中，撕破了人性最后一抹温情，露出了可怖的狰狞。

上海是堕落的。在《上海24小时》中，富有与贫穷则利用对比强烈的平行蒙太奇剪辑在一起：工厂女工劳动了一天下班之时，富太太们刚刚睁开惺忪睡眼。有钱人泼在地上的鸡汤与童工流在地上的鲜血，被大雨洗刷一新的庭院别墅与无处遮身的贫民窟……这一切不需要语言的表达，画面本身胜于千言万语。即便是在《十字街头》中，对上海堕落的靡靡之音也是不绝如缕。在这样一座罪恶之都，必然孕育着革命，使得城市的邪恶成为一种先验的魔咒。青年人的彷徨无措，年迈者的老无所依，流浪儿的漂泊浪荡.上海的城市经验唤起的只是个人生活和民族前途危机感和耻辱的体验。

如此冷酷且堕落的魔都——上海必然需要“救世主”将其救赎。于是在左翼电影中，一个又一个革命者横空出世，他们或隐或显的出现在影片中，为了“民族大义而唤醒沉睡的民众”。就如《十字街头》的开头字幕所说：沈西苓要给大家一个“安慰和暗示”。我们容易理解这个“安慰”，而更多的需要考虑这个“暗示”。刘大哥毅然结束了在上海漂泊的生活，投入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抉择，在他给老赵和阿唐的来信中，这样的革命热情早已呼之欲出。在导演的思想中，上海乃至全中国是需要一场暴力革命的，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中国之现状，改变国人之命运。就如同在影片的结尾，四个失业的知识青年彷徨在十字街头，此时传来了小徐愤而离世的噩耗，大家在悲痛中更加清晰的意识到“做人不能像小徐那样软弱，而应该像刘大哥那样坚强”！其实，这也是这些青年人和导演最终所传达出的隐蔽的政治倾向。

 

 

结语

无论是五光十色、纸醉金迷或是污秽脏乱、破败颓然，上海这座城市，以及对这座城市所有的想象依旧留存在老胶片中，组成了那个带有粗糙颗粒的质感的大都会。旧上海的电影界人士，努力将目光和灵感投注到世俗的人生、市井俗民的小人物的点点滴滴中去，努力表现和还原旧上海那种原汁原味的生活。无论时局如何动荡不安，政治如何变化无常，都不能磨灭上海这座丰富多元的城市，以及在这座城市努力生活着的人民，对“海派电影文化”丰富性的构建意义。

 

【参考文献】

1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2月版

2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

3王忆安《寻找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4忻平《上海城市发展与市民精神》，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5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