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莹香

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 610017

作者简介：翁莹香(1984.8.10—）女，汉族，籍贯：福建建阳，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党建。

摘要：如何面对胜利，对一个即将执政的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了这个政党能否巩固政权，能否取得更大的辉煌。我军在进军西南，顺利解放西南的同时，在党内、军内部分党员干部中产生了享乐思想、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不良作风，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对此是高度重视的，三令五申加以劝诫，并采取了一些列措施加强西南党的作风建设。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的作风建设思想对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作风建设；享乐主义；官僚主义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是党的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内容。重视党的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尤其是在各个重大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作风建设更是不能松懈。全国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对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时党内可能出现的思想作风问题是有较为充分的估计的。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曾预言党内的可能会出现“骄傲情绪”和“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并有可能被“糖衣裹着的炮弹”击中。[1]所以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同志们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

如何面对胜利，对一个即将执政的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了这个政党能否巩固政权，能否取得更大的辉煌。邓小平把解放初期全国基本取得胜利，有些革命多年的干部产生腐朽蜕化思想的现象称为共产党人必须闯过的“胜利关”。[3]我军在进军西南，顺利解放西南的同时，在党内、军内部分党员干部中产生了享乐思想、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不良作风，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对此是高度重视的，三令五申加以劝诫，并采取了一些列措施加强西南党的作风建设。

一、解放初期西南党内出现的不良作风

（一）享乐思想

随着西南各省的相继解放，在接管大中城市的过程中，有的部队干部认为西南战争业已结束，可以高枕无忧了，享乐思想在干部中有发展蔓延之趋势。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不愿吃苦，生活上要求高待遇。部队在进驻重庆、成都等大城市后，“有些干部思想落后，在生活上要求优待，争吵不休”。[4]他根据在重庆了解的情况，指出，“所谓部队享乐思想，实际上是团以上干部的思想，不愿驻乡村，不愿到小城市，不愿住无电灯的房子”，[5]甚至有个别女同志“在汉口忘掉了一只火腿，远在数百里之外还打电报给她送去。”[6]部队中这种“盛气凌人、随便开支、铺张浪费”[7]的情形引起了邓小平的极大注意与不满，他对各高级首长提出了必须以身作则的要求，“不设私人公馆，房子挤着住，集体办伙食，严防铺张浪费，特别注意下级干部及战士在制度规定范围内的福利。”[8]

第二，脑子里一旦存在享乐思想，表现在行动上的往往就是铺张浪费，包括物力和人力两个方面的浪费。具体表现在“不爱护国家财产，把电灯、马桶、水管、家具等搞得乌七八糟”[9]，有的单位庞大冗杂，有的干部在配备警卫员和使用汽车等方面过于随意，造成浪费。针对这些工作上的浪费现象，邓小平指示各机关应尽早整编节约，“应采取各地业已通行的集体办公制度，节约用房，减少冗员，省下人力开展农村工作。”[10]对过度使用小汽车的行为，也应加以纠正，“应按西南局下发的规定执行。”[11]

第三，这一时期，不仅存在贪污腐化日渐严重化的趋向，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产生——干部婚姻问题上的“改组”现象。“这种人往往引婚姻法作根据，说婚姻法上规定有婚姻自由，于是不管政治条件，不管儿女幸福，不管道德不道德。有的闹得影响很坏，工作也受损失。有的甚至使出流氓威胁欺骗的手段。”[12]对此，邓小平深感忧虑，“这种现象如不纠正，不但影响工作，损害党的声誉，而且要垮掉一些同志。”[13]

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之所以多次公开告诫党政军干部要纠正享乐思想原因有三：

第一，直接原因是享乐思想确实在部分干部中有所发展和蔓延，自然会对其他党员干部造成恶劣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背离了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损共产党员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特别会使中共试图在西南这样的新解放区的群众当中树立威信的努力大打折扣。

第二，西南解放初期，百业待兴，任务繁重，享乐思想必然会严重地影响各项任务的完成。西南是在少流血、少破坏的较为和平的条件下实现解放的，这一方面使社会秩序良好，没有出现大的动荡，城市工商业和基础设施的破坏也较少，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是没有把旧的社会秩序和封建关系打破，旧有的武装力量也尚未完全解除。因此，部队进驻西南以后，必须进一步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是无比艰巨的，“整个西南的封建势力还原封原样地保留着，而且手上仍然拿着武装。所以在西南，真正的战争还在后面”，[14]还有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一连串的艰巨任务等着去完成。享乐思想发展的原因正是某些干部认为“革命胜利了，可以睡觉了，可以骄傲了，应该享福了，不必努力了”，[15]而对新形势新任务缺乏正确的认识。

第三，西南解放初期，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也绝不容许存在享乐浪费的现象。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对俘虏和起义部队采取的是“包下来”的原则，提出“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整理，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使之各得其所，不使散之四方，且不为蒋匪利用，扰乱社会”的方针。[16]在进军西南的过程中，中共“接收了一个很大的摊子，其中包括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军队九十万人，国民党政府的公务人员和其他教职员约四十万人，国营企业的员工十万人，加上人民解放军七十万人，共二百一十万人”。[17]贯彻中央“包下来”的方针，首先要把接收的这一百四十万人养起来。“两百万人要吃饭，庞大的工业机构需要维持，若干紧迫的建设事业必须兴办，入不敷出，赤字增加，人民负担很重”。[18]总之，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不是享福的时候。目前我们有两条路，一条是苦，另一条时候垮。如果要享福就得垮，二者只能取其一”，[19]“全体同志必须准备在一两年内不要想过好日子。”[20]

（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倾向

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是的密切相关的，生活作风上出现偏差的同志，在工作作风上也大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解放初期西南党内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也在滋生。

党内出现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倾向的直接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根源在于没有正确地贯彻群众路线。邓小平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有的产生于执行繁重任务的急躁性；有的是不懂得进行工作的方法；有的是由于反动分子的破坏和地主恶霸的抵赖所刺激；有的是历来工作作风就有毛病，只相信自己的狭隘经验，不学习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只相信个人的本事，不相信群众的力量，有的甚至还有封建思想的遗毒；也有个别的人品质不好，好以胜利者统治者自居，喜欢坐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不管根源如何，其结果总是一样的，就是必然大大地脱离群众，损害党的信誉，违反党的政策和人民政府法令，完成不了工作任务。”[21]

同时在党员干部中也存在着工作很努力，但效果并不理想的现象，这也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在作祟。邓小平认为，“检查我们党和党员的工作，不能只以‘努力’二字来衡量”，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倾向的同志并不一定都是不努力，甚至还出现了“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这样的新名词。[22]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定以后，关键在于执行政策的干部的作风或者说方法正确与否，“而总的是联系群众的问题”。[23]以川东征粮为例，完成任务的县比未完成任务的县“在执行政策上偏差要小一些，工作做得入情入理一些，在方法上又善于开好各界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善于依靠农民群众，善于团结农村中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善于运用保甲长并使他们在农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进行工作。”[24]在处理向农民征粮或兵工厂工人要求加工资但又不具备加工资的客观条件等问题时，是采取简单下命令出通告的命令主义工作方式，还是采取开农民或工人代表会，以依靠群众、说服群众的群众路线，是会直接影响工作的成效的。

二、加强西南党的作风建设的思想

西南党内出现享乐思想、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不良作风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与思考，他不仅在适当的场合用报告的形势给党员干部敲警钟，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纠正不良倾向。

第一，结合整风运动，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邓小平希望借着中央号召的整党整军运动，查思想，查作风，克服思想政策上的不良倾向，纠正各种不良作风。“整风的主要方法是联系实际，从检查工作入手”，[25]“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先从领导上进行自我批评和从批评领导做起，故能解除干部的顾虑，敢于进行自我批评，打通思想。”[26]

第二，教育与惩处相结合。对于党内出现的作风问题，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因为“任何一个革命阶段，总有一些渣滓要沉下来的。但我们绝大多数同志的本质是好的。沾染不良作风的人，绝大多数是能够转变思想，纠正错误，继续前进的。”[27]因此，要把那些思想上一时迷失的同志和“个别品质极坏的，如严重的贪污腐化及有意识地破坏、抵制党的政策的人”[28]相区别。“对于那些由于胜利冲昏头脑，以致迷失方向，产生蜕化思想的同志，应该热忱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把他们从泥沼中挽救出来；但对于那些暗藏在党内的阶级敌对分子，对于那些屡经教育不知悔改的贪污腐化分子，就必须在精细审查之后清洗出去，以保持党的纯洁性。”[29]

第三，公开党员作风情况，接受群众监督。“无论城市、乡村、工厂、机关，党都要公开。公开的好处很多，老区都有经验。有的同志怕把不好的党员公开处理。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嘛，让群众来监督批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30]

第四，健全党的纪检和监察组织，严格党的支部生活。邓小平强调，“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的监察委员会要建立和加强起来，这是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监督党员遵纪守法的重要武器。”[31]同时要“严格党的支部生活极端重要，没有支部生活就没有战斗力。”[32]

第五，建立干部学习制度。“要把学习搞好，认真建立学习制度。要加强对学习的领导。市委、直属党委要研究这个问题。过去所以发生许多毛病，就是因为有些同志不重视学习，陷于事务主义的泥坑，不能经常吸收新的营养。学习可以使我们向前看，可以澄清各种混乱的思想。”[33]

三、现实启示

    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在主政西南期间，高度重视党的作风问题，认真整肃党风党纪，纠正各种不良倾向，为顺利接管和建设西南地区奠定牢固的思想基础。他的这些思想和举措对现在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中国共产党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第一，坚决纠正“四风”，净化政治生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惩治“四风”的举措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有效遏制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滋长与蔓延，但“四风”问题尚未根治，严重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必须认真加以解决。纠正“四风”，一方面要继续加大检查巡查力度，强化外在监督；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强化宗旨意识，使“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有力武器真正为党员干部所使用。

第二，坚决惩治腐败，保持肌体健康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在重拳频出的高压态势下，腐败势头得到一定遏制，但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继续保持对腐败零容忍的高压态势，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才能使党的肌体葆有健康和活力。

第三，完善纪检体制，强化执纪监督

中央提出要推动纪检监察工作的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要求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强化了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又保证了纪委监督权的独立行使，有利于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但随着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加码，纪检监察权也逐步被强化与放大，纪检监察权作为公权力，纪检监察干部作为公职人员，也存在被异化的可能。因此，对纪检监察权和纪检监察干部的监督也必须随之加强。

参考文献

[1][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