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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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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浅析“敌进我进”军事方针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湘潮

 浅析“敌进我进”军事方针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樊少华
南京医科大学军事教研室 211166
摘要:“敌进我进”的军事方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产生,但是它的运用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抗战爆发后,尤其是敌后抗战最困难时期,由自发到自觉,该方针得到充分运用,并臻于成熟。
关键词:敌进我进;军事方针;形成发展;历史过程
一、抗战爆发前,红军对“敌进我进”军事方针的运用
    “敌进我进”的军事方针,古已有之。远有战国时代“围魏救赵”和古罗马大西庇阿击败迦太基汉尼拔的故事,近有第四次中东战争时,以色列运用“敌进我进”釜底抽薪的战法,偷渡苏伊士运河一举扭转战局的经典战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执行过“敌进我进”的军事方针。1928年12月,以何健为总指挥的国民党军开始对井冈山根据地实施第三次“会剿”。为了打破“会剿”和解决给养问题,红军决定兵分两路,由彭德怀率一部留在井冈山,在内线坚持斗争。由毛泽东、朱德等率主力南下赣南,运用“围魏救赵”的方式,从外线打击敌人,配合内线部队粉碎敌人“会剿”。然而,由于敌我两军实力过于悬殊,井冈山阵地丢失;南下部队由于人地生疏,也迭遭失利。但是,战史上首次的“敌进我进”,起到了保存红军有生力量的作用。
    第三次“围剿”红军失败后,蒋介石调整了战术。从1932年5月起,集中兵力先后对红军鄂豫皖根据地和湘鄂西根据地进行“围剿”,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根据新的形势,毛泽东主张:“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包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 据此,毛泽东提出中央红军主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闽浙赣边发展,在赣江以东、长江以南和五岭以北的广大地区建立新苏区,吸引进入中央苏区及进攻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敌军回援而歼灭之,从而使中央苏区得以巩固和发展。但毛泽东这些来自实践的正确主张当时却未被采纳。
在第五次反“围剿”时,针对国民党军队的“碉堡主义”,刘伯承提出了事实上的“敌进我进”的战术。他谈到:“敌人碉堡构成的封锁线,可以相当限制我们大兵团进行机动,然而,我们游击队确实可以自由出其碉堡封锁线的间隙,而入其后方交通线上,实行穿插。有些地区游击队就应该留在封锁线外,向敌人的深远后方,特别是向其策源地开展游击战争,耗散其兵力,破坏其粮弹运输,乃至造成地方暴动,就更有战略上的意义。” 然而,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刘伯承“敌进我进”的思想未能付诸实践。福建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也向中央提出类似的建议,同样未被采纳。
1935年初,粟裕将“敌进我进”的理论付诸了实践。为了从战略上配合中央红军的转移,粟裕奉命带领只有四五百人的挺进师,进军浙西南,开展游击战争。那时全国革命处于低潮,他们远离红军主力,孤军深入国民党军腹地,面对的是几十倍于己的强敌的围攻,挺进师运用事实上的“敌进我进”的战术,避免与敌正面交锋,生存并坚持了下来。
 二、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对“敌进我进”军事方针的运用
由于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日军侵华初期攻城掠地,进展迅速,广袤的华北沦为敌后。但日军的占领区,尤其是广大农村,并不巩固。孙子曰:“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我党逐渐认识到华北敌后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八路军迅速向华北挺进,从战略上“敌进我进”。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八路军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为了打破“囚笼”,八路军在实战中逐渐摸索出了“敌进我进”的战术。1940年4月21日,刘伯承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做的《党军建设问题》的发言中谈到:“现在对‘囚笼’的粉碎,一退再退,退到何处?现在就是‘敌进我进’,打磨盘应摸敌人的屁股。”这样,“敌进我进”作为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就被明确地提出来了。当然,正如聂荣臻所言:“到‘敌后之敌后’有个发展过程,开始,还是处于行动但不是很自觉的状态。”
   百团大战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此后,日军调集更强的兵力,采取更残酷的手段对付八路军。尤其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决心即使一时解决不了“中国事变”,也要力争解决“华北事变”,将华北建设成为稳固的“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 为此,他们将“治安肃正”进一步发展为“治安强化运动”。自1941年春至1942年冬,日军在华北地区连续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加紧“扫荡”;在游击区建立伪军,进行“蚕食”;在占领区内实行保甲制度,调查户口,扩充伪军,以镇压抗日力量。日军还强迫民众到处挖封锁沟,筑封锁墙,将根据地分割呈格子网状。华北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艰苦的“三反”(反“扫荡”、反“封锁”和反“蚕食”)斗争,然经艰难奋战,始终摆脱不了被动局面。根据地日益缩小,而日军的进攻则日甚一日。
面对严峻的形势,八路军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思考破敌之策。困难和克服困难的方法往往是同时产生的。在晋察冀,聂荣臻经反复考虑,认识到只有向“敌后的敌后”发展,文章才能做活,敌后抗战才有出路。罗荣桓,在山东实行“翻边战术”,即“你打到我这边来,我翻到你那边去”。晋绥军区根据中央的指示,提出了“向敌人挤地盘”的口号。这些都与刘伯承早在1940年就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确的认识反过来又促进实践的发展。1942年,八路军各根据地先后贯彻“敌进我进”方针,收到明显效果。实践证明,“敌进我进”方针是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正确方针。因而,中共中央和各军区先后召开会议,正式将该方针确定下来,并推而广之。自此之后,直至抗战结束,敌后抗战的局面日益改观,八路军不仅生存下来,而且逐渐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