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晟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384

摘要：李铁夫是天津地方党史，乃至全国党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对大革命失败后一个时期，党在天津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对当时党内“左”倾错误的批判，在党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本文将简要介绍李铁夫同志参加革命工作的历程，并重点对其反对“左”倾错误的思想做一介绍。

关键词：李铁夫  “左”倾路线  天津市委  北方落后论

 

李铁夫，1901年生于朝鲜，早年参加朝鲜“三一”运动，后求学日本并在那里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1924年，李铁夫回国从事革命活动，次年参与创建了朝鲜共产党，并成为朝共中央委员。1928年，朝共遭到破坏，李铁夫来到中国并加入中共。1932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1933年被捕，经组织营救并通过审查，于1934年恢复党籍。

1933年底前后，受“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中共河北省委盲目发动武装暴动，公开搞飞行集会，致使党组织和群众斗争屡遭破坏。对此，李铁夫连续发表《关于党内问题的几个意见》等十篇文章，公开提出白区党的工作不能蛮干，要利用合法形式，积蓄力量，请求省委及时纠正冒险主义。但因“左”倾错误影响，李铁夫被定为“右倾取消主义”，被撤销职务，并隔离组织活动，河北省委还发动了对“铁夫路线”的批判。

逆境中，李铁夫没有灰心泄气，继续坚持为党的事业奋斗，主要做了几项工作。（1）领导“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等抗日救亡团体，进行大量统战工作。（2）利用一切关系，营救被捕同志，帮助一些同志转移到安全地区，以减少党的损失。（3）响应“一二九”运动，在天津组织“一二·一八”大示威。（4）组织学习班教育培养革命青年，指导学生骨干在学校开展反日活动。（5）秘密创办党的地下刊物《华北烽火》和群众性半公开刊物《天津妇女》《民众抗日救国报》。（6）创办进步文艺刊物，开展左翼文化活动。在受到错误打击后，李铁夫仍能以党的事业为重，把个人的安危得失置之度外，体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1935年秋，北方局成立了以彭真为负责人的天津工作组，结束李铁夫的组织隔离。1936年4月，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纠正了所谓“铁夫路线”的错误结论，肯定了李铁夫的见解和工作，并任命他为河北省委委员兼天津市委书记。在主持天津市委工作时，李铁夫成功组织了“五·二八”大游行，成立了“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活跃了天津的抗日救亡运动，党在天津有了明显的发展。到1936年底，党员由不足10人发展到400余人。1937年，李铁夫赴延安参加中央白区工作会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对他给予充分肯定，并任命他为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天津市委书记。但因积劳成疾，李铁夫于当年7月10日病逝。回顾李铁夫同志的工作与思想，其闪光点就是缜密思考与研究党在白区斗争的方式策略，为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

（一）关于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左”倾冒险主义要求白区党组织实行“进攻路线”，无条件、经常性组织总同盟罢工、飞行集会，乃至武装暴动。对此，李铁夫认为党应深入群众隐蔽起来，作长期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如果执行盲动冒险的“暴露政策”，对党危害极大。他指出：“每次斗争失败后就检讨，总是说，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政治上取得了很大胜利”“是真胜利了呢，还是假胜利了呢？好多同志被捕，闹得群众都害怕，算算账到底上算不上算？”他主张，要结合群众需求开展日常斗争。只喊“拥护苏联、拥护红军”，而不关心“反对克扣工资，反对开除”等群众的诉求，就会“脱离群众走向盲动”。

（二）关于北方革命形势判断问题。“左”倾冒险主义认为北方可以向南方一样，建立根据地发展红军，进行革命战争。对此，李铁夫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北方群众“离开党的指导，还不能抓住自己的出路”，“至少在华北……，革命化的程度还是很迟缓的”。这种论断被诬为“北方落后论”受到批判。“左”倾冒险主义认为，创造北方苏维埃、创造河北新苏区的实际任务，已经摆上议事日程。李铁夫反对这种观点，他说：“创造新苏区并不是今天决议了明天就能实现的那样容易的事”，“也不是只由于客观条件存在而马上可能”实现的。他指出，只看见反帝反国民党出现高潮等客观条件，就认为群众已经革命化、就有夺取政权的决心了，这种主观主义估计，是出现机会主义的先导。

（三）关于对抗日同盟军统战问题。河北省委为加强党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工作，组织了前线工作委员会，动员一批骨干力量参加同盟军。李铁夫主张党在同盟军中，在搞好上层统战的同时，应把工作重点放到基层，在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发展革命力量。这样可以防止上层分子的动摇和叛变。在对待同盟军上层人物上，李铁夫主张采取团结、争取共同抗日的政策，在处理内部矛盾问题时，要服从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任务。但临时中央受“左”倾错误影响，在同盟军内开展打倒冯玉祥、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并计划发动张家口暴动，最终使同盟军工作归于失败。对此，李铁夫认为，失败的主要责任应由临时中央负责，并指出，“目前党和群众之间主要的障碍物之一，是暗藏在党内的‘左’倾空谈和盲动主义。”他认为，这种现象，决不是只限于某几个人所犯的错误，决不是局部的、一般性的问题，而是带有全党性的严重问题，使中国革命在主观条件下埋伏着危机，使党处在脱离群众的状态，必须加以克服。

（四）关于斗争策略与方法问题。面对强大敌人和复杂斗争形势，李铁夫主张党应采取灵活斗争方式，随机应变，有进有退，不能千篇一律按主观公式领导群众斗争。他批评“左”倾冒险主义，“在政策的运用上，不能很灵活地临机应变，……并且对于某一行动，往往是估计到胜利的一面，而几乎忘记失败时的打算”。他批评“左”倾冒险主义不顾具体形式，拒绝一切妥协，直至牺牲最后一个人的主张，完全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牺牲主义行为，是共产主义者不可采用的禁物。

（五）对白区群众团体的政策问题。“左”倾冒险主义者试图把群众团体变成“党直接统治之下”的“第二党”，强调各群众组织应成为阶级的、革命的赤色战斗组织。李铁夫则提出“问题是不在领导机关的把持，而是如何使群众自动的拥护我们的问题”，主张把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严格区分开来，党必须经过党团组织的“核心作用推动群众自动的执行党的路线”。

（六）关于党内斗争问题。他指出，党对于陈独秀机会主义，瞿秋白、李立三盲动主义都进行了斗争，但都没肃清思想上的“非无产阶级成分”。党内斗争不是为打击而打击，而是为了教育和挽救。他批评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多追究李立三个人的责任，没有深刻找出问题根源。他认为，在开展党内斗争时，必须把斗争的锐锋首先指向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针对上述问题，李铁夫还阐述了肃清“左”倾错误的用力方向，即首先从思想上明了“革命本身不是观念的把戏，而是斗争的连锁；也不是共产党的专卖品，而是广大群众自己的东西”。革命斗争“必须切合每个环的具体的形势”。其次，“中国革命的危险不在客观条件如何，而在党主观条件”。因此，需要通过党内斗争整顿主观力量，“争取真正布尔什维克化”。

综上所述，在极“左”气氛中，李铁夫能够尊重实践，勇于独立思考，公开提出不同见解，这种精神在当时难能可贵。他结合实际，对临时中央在白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和尖锐批判，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失为切中要害的精辟论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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