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引导青少年养成“理性爱国”精神为中心

叶宁[]

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绵阳 621010

* 本文获西南科技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专项研究课题“‘与时俱进’指导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密切联系时政的研究”支助，项目号：14sxb187。

摘要：当前的中日关系处在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导致一部分缺乏“理性爱国”精神的青少年无法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中日问题，在一些反日游行中表现出极端行为，国人对于“理性爱国”精神普遍充满祈盼。抗日史作为最能反映近代中日关系走向的一段历史，对青少年养成“理性爱国”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的抗战史教学应当以引导青少年养成“理性爱国”精神为中心来改进。

关键词；抗战史教学  青少年  理性爱国

 

抗日战争是当前历史研究的热门问题，学界已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于抗战史教学问题的研究，目前却寥若晨星，鲜有成果。历史学是一门主要研究“过去”的学科，其发展往往遭遇的一个瓶颈便是与“现实”的结合不够紧密，特别是在教学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这就要求历史学者必须在教学的过程中将历史知识与时事政治紧密地联系起来，本文就以培养青少年的“理性爱国”精神为中心来研究抗战史教学问题。

一、改进抗战史教学的必要性

近几年来，在中国民众对日本的认识问题上出现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随着中日双方经济合作的加深，中国民众越来越认可日本的商品和双方的贸易往来；但另一方面却是由于中日在政治层面的矛盾，一部分民众在国内反日游行中出现了过激行为。这正如同中日关系研究专家毛里和子教授所说的那样，中日关系现在处于“政冷经热”的状态[1]。

在当前这种情况下，“理性爱国”精神显得尤其可贵，其要求国人在具备“爱国情操”的同时，还要拥有“理性思考”的能力，维护国家利益便是其核心价值。青少年的一大特征便是比较缺乏独立思考问题、正确辨别是非的能力，在有些问题的判断上容易走极端。比如一部分青少年因为看不惯日本否认、歪曲历史的行为，所以在钓鱼岛问题的刺激下开始产生极端和片面的“爱国主义”，并由此引发了他们的过激行为，在反日游行中打砸日系汽车的往往就是这样一类人群。还有一部分青少年则是由于受到西方“伪民主”、“伪自由”思想的欺骗，被日本的物质文化所引诱，打着“爱国”的旗号否定社会主义，否定人民民主政权，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混迹于反日游行中从事破坏活动（甚至有人还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从事间谍活动）。据此，笔者认为在当今中日关系出现“政冷经热”的状况下，我们尤其应当注重引导青少年养成“理性爱国”的精神。

有的学者指出目前影响中日关系的三大负面因素就是“安全保障方面的问题”、“对日本侵略历史的认识问题”、“钓鱼岛问题”[2]。而笔者认为在这三大因素中，历史认识问题是最为核心的，因为钓鱼岛问题和安保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日本当局不能正确认识侵略历史，不敢正视和反思自己在历史上所犯下的罪行。因此，如果要维护和改善中日关系，就必须从历史问题出发。抗日战争史作为近代中日之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争，比较深刻地反映了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正如同我国老一辈抗战史研究专家肖一平先生指出的那样“抗日战争史，时间跨度长，问题头绪多，是中国近代史的任何时期不能相比的”，所以“多年以来，我国史学界对于杭战史研究存在的争论问题最多，见仁见智”[3]。而对于广大的青少年而言，了解和掌握抗战的历史往往是在教学过程中实现的，所以抗战史教学对于青少年正确认识中日关系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

改进抗战史教学，一方面可以使当代中国青少年在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更加理性地看待中日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反击日本右翼散布“中国进行反日教育”的流言，使更多的日本民众领悟到本民族的历史问题。对于双方改善关系，维护亚太地区的长期和平发展，都是极为有利的。

二、如何改进抗战史教学

“理性爱国”精神的培养首先应当注重“爱国”。在中共中央于1994年发布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明确规定，新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必须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有利于促进改革开放，必须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声誉、尊严、团结和利益”。因此当前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一定是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拥护国家的法律法规。

具体到抗战史教学上来说，培养青少年的爱国主义，就是要向他们讲清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目前史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论证主要侧重于从军事的角度来说明。笔者认为这是不足够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更多地是基于其政治上的主动性，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应当侧重于政治方面。国外有些亲国民党的学者也承认“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审慎主张相比，中共的政治宣言与中国城市中的学生、知识分子、大多数中产阶级和工人的情绪更相投和”[4]。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战在政治上要积极得多，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国民党虽然军事上拥有一定的优势，却不能占据抗战的主动权。由此也可以引导青少年思考，如果中国共产党跟国民党一样，一心只想打内战，中国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西安事变如果没有和平解决，抗日的形势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帮助他们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作用。

“理性爱国”精神的培养也应当注重“理性”。这就要求在抗战是教学过程中要尽量客观。国际上一般将“抗日战争”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即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民族战争，但是笔者对此却持有不同意见。因为这场战争实际上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日本人民当中也有反战力量存在，就连当时的日本政府对于军部的一些做法也不是完全赞同；而抗日力量也不是仅仅来自于中华民族，还应包括国际反法西斯力量（苏联、美国、英国等都参与了对日作战）。另外，在中国内部，也不是所有人都在抗日。由于当时国家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并没有完全整合起来，相当一部分人为了一己私欲投靠日本军国主义，甘愿充当其打手，反而成为抗日军民抵抗的对象。比如汪精卫、溥仪之流建立的伪政权及其豢养的伪军。有学者指出，当时的伪军是日军数量的几倍，“中国也由此成为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人数超过侵略军人数的国家”[5]。所以抗日战争客观的定义是，中华民族的抗日军民和国际反法西斯力量针对日本侵略势力及其走狗的反抗斗争。

故而我们应该在抗战史教学中引导青少年对日本普通民众和军国主义右翼分子进行区分，对于日本整个民族不要一概而论。爱国不能通过“打砸日货”等行为来体现，这反而会藉日本右翼势力以口实，挑拨中日民族的感情。更进一步说，那些通过违法行为来体现爱国的中国人实际上更让人反感，因为他们做了日本右翼势力想做而不能做的事，对民族同胞利益的侵害还要更严重，就如同那些在抗日战争中出现的汉奸和伪军一样。

三、总结

在抗战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如何把握好尺度和方向一直是一个比较具有争议的问题。笔者认为，衡量抗战史教学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就应该是看学生是否在教学过程中养成“理性爱国”精神。2012年9月15日，西安市民组织了“保卫钓鱼岛”的反日游行，但是这场游行却最终演变为了一场大规模的骚乱，出现了大量“砸店”、“打人”、“砸车”的行为，很多亲历者至今都不能忘记当时的恐怖场景。一篇报道这一事件的文章就指出：“爱国是一回事，践踏法律、蔑视他人的生命财产，又是另一回事。但非理性的激情，越来越倾向于把它们混为一谈。”[6]一语道出国人对于“理性爱国”精神的祈盼。中日矛盾源于历史，维护中日和平也需要借鉴历史，国人实践理性爱国也还是只能从历史中得到启示。抗日战争是中日之间距离今天最近的一场战争，青少年能否理性客观地认识这场战争，直接关系到国人“理性爱国”精神的养成，抗战史教学应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服务。

参考文献：

[1] 石善涛：《中日关系——反映日本走向的镜子》，《世界知识》2013年21期。

[2] 邵建国：《影响中日关系的负面因素》，《世界知识》1997年18期。

[3] 肖一平：《对抗战史研究的看法》，《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1期。

[4]（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部）》，章建刚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664页。

[5] 张建华：《抗战时期为何伪军多》，《文史博览》2014年7期。

[6] 石破：《反日游行事件中的理性之光》，《南风窗》2012年26期。

 作者：叶宁，男，1984年生，四川宜宾人，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