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1    程瑶2

1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南京  210023

2南京审计学院  江苏南京 211815

【摘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不是无成本的，社会资本作为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重要机制，可以充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润滑剂。具体说，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影响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等几种路径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但是，社会资本既有积极功能也有消极功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漫长过程中，创造条件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积极功能并且抑制社会资本消极功能的发挥，就显得更为重要。

【关键词】社会资本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影响路径

引言

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刻不容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味着转变经济治理机制。传统的两种治理机制——市场和政府都存在缺陷，市场运行的缺陷导致市场失灵，政府运行的缺陷导致政府失灵，后危机时代各级地方政府的治理措施所带来的后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那么如何克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Bowels和Gintis（2002）危机爆发前曾指出，经济治理存在政府、市场和社群三种机制，社群可以弥补市场和政府的缺陷。事实上，政府和市场的跷跷板式运行方式是不可能稳定的，也难以平衡，但政府、市场和社群构成的三角形的治理模式一定是稳定的。社群是社会资本的载体，社群中蕴含的信任和网络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本文将社会资本及其载体社群引入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研究中来，探讨社会资本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可能路径。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不是无成本的，社会资本作为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重要机制，可以充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润滑剂。当然，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社会资本也是生产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投入要素，而且，社会资本不是生产函数的一种独立投入要素，而是整个生产函数中的重要转换要素，主要通过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其它传统或非传统的发展要素而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等。

一、物质资本投资

传统的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其客观必然性。从资本要素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有两种：依靠资本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和依靠生产率改进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虽然现阶段物质资本投资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投资量的积累并非如亚当•斯密们所认为的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投资效率的提高和投资的公平性才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所以，此时投资结构、投资主体和投资质量的良性转变，投资公平性的提高便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先决条件。

社会资本不管在改善投资效率还是投资公平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可以通过降低摩擦成本和交易成本、改善投资决策、提高投资质量进而提高投资效率（Durlauf and Fafchamps, 2004；潘越等，2009）；其次，作为社会资本的网络具有较强的信息传递优势，网络能通过提高信息传递速度提高决策效率进而提高投资效率；再次，不管是社会网络还是信任都具有资源再分配功能，社会网络可以通过其信息传递优势而提高资源分配不公的成本，信任可以通过提供稳定的预期而降低资源再分配的摩擦成本，促进投资的长期公平性。最后，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除了直接影响物质资本投资外，还通过与人力资本、制度的互动间接影响投资效率和投资公平性。有研究显示，信任与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和公平性具有互补效应，而信任与正式制度对投资效率和公平性具有替代效应（Ahlerup et al.，2009）。

二、人力资本投资

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具有多重作用，如改善生产技术关系、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和保证经济结构优化等。人力资本的投资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教育投资、保健投资和劳动力流动的投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冯光明，1999）。社会资本对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投资都具有显著影响（Bjørnskov, 2009；季文和应瑞瑶，2006）。

社会资本在三个层面上影响了人力资本投资。宏观上,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投资政策的“强化”或者“摈弃”，影响着人力资本投资的效果；从中观层面来看，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作用主要通过社区成员之间的模仿、“干中学”等相互学习机制得以实现，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和城市社区的变化实际上弱化了社区社会资本的人力资本投资功能；微观上，转型期家庭结构的极大变化与渐进变化的社会资本的不适应，削弱了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作用，而家长的社会网络以及家长教师之间的紧密社会结构则为孩子提供了更好的教育机会和更高的教育绩效。

社会资本与保健投资的关系尚不清楚，但是社会资本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却是显著的。在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往往能通过提供劳动力市场就业信息、降低劳动力流动的心理成本而对劳动力流动决策产生影响。

三、技术创新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决于能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实现技术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资源、协调物质财富创造与环境保护、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等，所有这些无不需要技术创新的支撑（金踣，2006）。现阶段，技术创新的发展呈现出新态势——技术创新步伐加快、周期缩短，技术创新的难度增大、成本增高，创新资金需求量增长迅速，这使得一般企业和个人难以从事独立的技术创新活动，必须进行合作创新。而社会资本作为促进合作的要素，自然成为激励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Akçomak and Ter Weel，2009；严成樑，2012）。这样，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通过技术创新联系起来。

社会资本激励技术创新主要通过四种机制。第一，学习机制。技术创新的源泉是隐性知识共享，而隐性知识只能通过人际间频繁互动才能转移，信任及社会网络提供了人际间互动的基础，促进了隐性知识分享。信任水平越高，社会互动越频繁，成员间隐性知识分享越充分，越有利于创新思想形成。第二，激励约束机制。信任可以降低对刚性监控体系的需求，不受或少受监控机制的约束会激励形成新思想。同时，信任可以降低合约成本和监控成本，激励公司将更多时间和财力用于技术创新。第三，合作机制。信任和社会网络培养了社会成员间的合作习惯及团结倾向，产生协同效应，使各种思想、技能和财富有效整合以形成突破式的创新及促进创新成果转化。第四，风险控制机制。技术创新是一个动态过程，从研发到商业化应用，都需要知识流动和资源活化，其中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可以使声誉机制发挥作用，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改变行为预期和阻止自私自利行为等多种机制降低风险规避倾向，增加风险融资方案成功概率，激励投资者将更多的资金投资于高风险研发活动（杨宇和沈坤荣，2010）。

四、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保障。所有的创新活动都有赖于制度创新的积淀和持续激励，都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得以固化，并以制度化的方式持续发挥作用（陈孝兵，2009）。社会资本作为社会捆绑在一起的黏合剂，能够使得创新主体在风险较高的情况下也能容易地达成交易，降低了制度创新费用和创新制度的实施成本，从而促进制度创新和提高制度变迁效率（李华民，2003）；社会资本也可以被看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具有激励约束作用（陆铭和李爽，2008）。社会资本与正式制度可以相互替代、相互补充，共同作用于经济发展（Ahlerup et al., 2009）。因此，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制度创新这一途径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社会资本影响制度创新主要通过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从需求角度看，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四种机制影响制度创新：①高水平信任产生较强的社会责任感，稠密的社会网络产生对违约及不当行为的惩罚机制，这些都会抑制个人谋利的冲动，使得公共决策反映大众的偏好，更容易得到大众的支持，进而产生进一步制度创新的需求；②高水平信任和社会网络使得对立的双方相信，即使当前的决策使其利益受损，但是未来的决策也会弥补其当前的损失。因此，对立双方都会有制度创新需求；③高水平信和社会网络任有利于避免公众对于前景不确定的制度变迁的广泛怀疑，更可能带来制度创新的需求，相反，在低信任国家，公众常将政策创新看作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妥协和让步，因此很难得到必要的公众支持。从供给角度看，高信任和社会网络稠密地区的官员更可能尊崇社会合约，并将导致高质量决策的有效供给，从而改善制度创新绩效（杨宇和沈坤荣，2010）。

五、金融发展

金融发展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起着十分显著的作用。一方面，金融发展通过有利于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有利于科技的不断创新和有利于减少污染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向效率更高、质量更好的方向发展（孙工声, 2008）；另一方面，金融发展带来的私人信贷规模增加，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江春和许立成, 2007）。这样，经济发展方式将向更为公平的方向转变。而且，社会资本能够影响居民的金融决策，推动居民商业保险购买，增加居民的借贷行为，提高居民股市参与，改善金融机构效率，从而激发金融机构的发展进而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Guiso et al., 2004；何兴强和李涛，2009；李涛，2006；）。因此，社会资本可以通过金融发展这一途径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社会资本促进金融发展的机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融资合约本质上是基于融资双方彼此间的信任，社会网络也会惩治不遵守融资规范的个人。所以，社会资本通过人们之间的信任、相互联系和互惠规范等非正式约束机制发挥作用，增强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合作关系，降低了交易成本，抑制了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从而提高了金融交易的效率。其次，信任和社会规范部分地解决了资本市场中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市场失灵问题，从而增加了消费者的储蓄，进而促进金融发展。最后，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和社会网络能有效地解决资本市场中存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而会推动居民的“股市参与程度”，进而促进金融发展。

六、国际贸易

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比重极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意味着要转变外贸发展方式。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国际贸易摩擦增多，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不仅仅包括传统的运输成本、贸易壁垒和关税等，而且包括产品搜寻成本、关于产品质量和贸易伙伴可信度的信息采集成本、法律成本、控制成本和汇兑成本等。）越来越大。社会资本作为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必然会影响国际贸易发展。

社会网络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有效克服非正式贸易壁垒，产生净贸易创造效应。在法律和正式制度不能发挥作用或效力较弱的环境中，社会网络可以通过道德、习俗和规范来维持彼此间的信任，从而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其次，社会网络所有参与人对违反道德、习俗和规范的人的合作惩罚机制发挥作用。在重复博弈均衡中，参与合作的每一个人的最优策略就是永远拒绝与曾经欺骗网络内任一成员的代理人打交道。最后，社会网络具有信息传递优势，能够让买方更容易找到卖方，能为买卖双方提供充分的价格信息，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刘庆林和綦建红，2004）。

信任可以降低贸易不同阶段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具体地说，国际贸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寻找潜在贸易机会、签订合约以及合约执行和控制，每个阶段都会带来交易成本。在第一个阶段，网络成员间的共同信任可以提高信息质量，从而降低贸易搜寻成本；在第二个和第三个阶段，高水平的信任使得贸易双方都相信对方会按照合约承诺条款履行合约，不需要额外规定和执行严格的监控程序，这样就降低了合约执行成本和监控成本。另一方面，信任不仅仅是监控的替代品，也可以作为监控的互补品发挥作用。即使一方违约，合约需要强制执行，高水平信任也会使合约一方相信违约方在司法程序下能够强制执行合约，这样就提高了国际贸易发生的概率。

显然，社会资本，不管是社会网络还是信任，都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而促进国际贸易增长。因此，在其他禀赋条件不变的条件下，我们可以通过改善社会资本达到促进国际贸易发展以及发展方式转变的目的。

结论

社会资本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进而促进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降低转换成本，从而最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见图1）。但是，社会资本并不总是会降低交易成本。由于社会资本负向功能的存在（如封闭的社会网络阻碍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正式制度相冲突社会资本可能阻碍制度推行和实施、强大网络之外的人无法与网络内成员竞争合理资源），社会资本也会通过影响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等途径而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此，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漫长过程中，创造条件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积极功能并且抑制社会资本消极功能的发挥，就显得更为重要。

            

           图1 社会资本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可能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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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宇（1977.11-），女，江苏睢宁人，南京中医药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