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木森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技工教育中心350001

邵雍，字尧夫，因隐居苏门山，后人称其为百源先生，卒諡康节，北宋哲学家，宋明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合称为“北宋五子”，其象数学在理学体系中独树一帜，且独步千载，未有比肩者。

邵雍不做官，态度非常的坚决，而不是像有些古人那样，看过去也不想做官，其实态度是暧昧的，或半推半就，或干脆就是作秀，目的只是待价而沽，想卖个更好的价钱而已。

邵雍年幼时倒还“胸怀大志，一心致力于科举进取之学”，可到了后来，他是真的没想做官了，他与当时的名臣与名流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兄弟常有往来，若有意仕途，可说轻而易举，但他非但不争取，还屡次推辞别人的引荐。嘉佑6年，邵雍时已50岁，丞相富弼觉得邵雍一辈子不仕，终是个缺憾。又找了邵雍，让他出来作官，甚至说“如不欲仕，亦可奉致一闲名目”。这位丞相可算是真正体贴邵雍呀，说你如果实在没有心思做这个官，我就让你挂个“闲名”吧，终归是官了。这在“官本位”的中国，毕竟算是功成名就的正途啊！就是这样，也被邵雍婉言谢绝了。后来，神宗下诏要天下举士，吕公著、吴充、祖无择等人又极力推荐邵雍，朝廷连着发下三道诏书，让邵雍除秘书省校书郎、颍川团练推官。邵雍再三推辞不得已而受官，可是他又称疾不肯赴职。

有趣的是，邵雍不想做官，却乐于与官交往，甚至所交多为高官，他没有一般的不得不隐逸者那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仇官、仇富心理，那样的人，也总在表达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但有时难免让人觉得“酸”。当有人问邵雍为何屡次推辞官职时，邵雍也用这样一首诗作答：“平生不做皱眉事，天下应无切齿人；断送落花安用语?添装旧物岂须春?”他就显得真诚得多，他那种淡泊名利、悠然自得的人生态度不是“做”出来的，他说：只是“平生不做皱眉事”，所以就不当官了，当官毕竟有许多皱眉的事啊！

他不做官，也不仇官，不与官们保持太大的距离，使许多做官的人都乐得与他交往，乐得为他做事，为他提供优厚待遇。你看，嘉佑6年他不出来做官司；嘉佑7年，王宣徽就在洛阳天宫寺天津桥南五代节度使安审珂的旧宅基地，建屋三十间，请邵雍居住，丞相富弼又给他买一花园，把他的生活安排得舒坦、诗意。熙宁初，朝廷实行买官田新法，邵雍的天津之居园划为官田，司马光等二十余家又集资为他买下，邵雍命其园居为“安乐窝”，自称安乐先生。从史料上看，邵雍的确活得自在。他说，他生平有五乐：一乐生在中国，二乐生为男子，三乐身为读书人，四乐见天下太平，五乐闻道义。用现代话说，他可是乐得有觉悟、有境界啊！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觉悟与境界，我在读邵雍时，就觉得他没有像史料所说的那么“安乐”，而读出一点儿“冷”来了，读出一点儿“忧患意识”来。

首先，他冷眼看着“为政者”，对时政充满了忧患。在他看来，那些有权力的“为政者”需注重修行，不能只热衷于权利，为所欲为。他说：如果其人尚行、尚义，则天下将治；如果其人尚言、尚利，则天下将乱。因为尚行则笃实之风行，尚言则诡谲之风行；尚义则谦让之风行，尚利则攘夺之风行。所以，他以“皇、帝、王、伯”四个等级来看待现世的“为政者”, 第一等为“皇”，以道德功力为化（变化），能尽人之圣，用无为，尚自然；第二等为“帝”，以道德功力为教（教化），能尽人之贤，用恩信，尚谦让；第三等为“王”，以道德功力为劝（劝勉），能尽人之才，用公正，尚用人；第四等为“伯”，以道德功力为率（法度），能尽人之术，用智力，尚争霸。

以今人的观念和眼界来分析，这种说法或许有其局限，特别是这“皇、帝、王、伯”四个等次的定义是否准确，值得商榷。但应该说，我们如果把他的这一种划分理解为是为政者的素质与政绩的四种等次的评价，似乎就极具见地了，而且至今仍有指导意义。何况，在他看来，这四个等次既是四种政治类型，更是四种修行类型。换一句话说，他认为，为政者必须以“皇”的标准来修行自己，为政上才可能达到“皇”的政绩，以“伯”的标准来修行自己，为政上就只可能达到“伯”的政绩了。这四个类型，从等级上说是依次退化的，但他说的不是“为政者”一代不如一代的那种历史退化观，“所谓皇帝王伯者，非独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而已。但用无为则皇也，用恩信则帝也，用公正则王也，用知力则伯也。”（《观物外篇》）也就是说，“皇帝王伯”的政治局面并不是一种僵化的、一成不变的程式，不是一种由有升而降的直线图式，而是一种有升有降的曲线图式。其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天，具体的说就是为政者的修行。如果修行高，则可以从“伯”而“皇”，从“极乱”达到“极治”；反之，也可能由“皇”而“伯”逆行变化。

由此可见，邵雍像是站在一旁，“冷眼”看着官场，发现了官场中许多“尚言”、“尚利”的不正之风、腐败之风，但他对此不是冷嘲热讽，而是热切地倡导君尚行、尚义，民笃实、谦让，并为为政者描绘一幅由乱而治、由伯而皇的、充满希望的图景。这种社会理想的昭示，目的是为了敦促君民注重修行(张其成语)。

其次，他冷眼观人生，对人性充满怜悯。邵雍的学说，世称象数学。象数本指《周易》卦爻象征的事物与相互组合的数字关系。汉代易学用它来解释宇宙万物的结构和演化现象。邵雍《皇极经世书》就是依据象数学，用数字的排列和组合来论述宇宙生成和深化的规则，从而展开他的思想体系。所以，他的学说称为“先天之学”，是“天地物理之学”，是“大宇宙学”。

然而，邵雍又绝不是一个只关心天地宇宙，不关心人文道德的世外高人，他的“性命之学”、“心性之学”表现了深深的人文情怀。他对“人性”有他独到的看法，将“人”看成是“万物之灵”，天地宇宙之间充盈了万物，人是万物中有灵性的出类拔萃者，人灵于物；人中可分出一部分最优秀的人，就是圣人，圣灵于人。“人之所以灵于万物者，谓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观物内篇》）万物的色、声、气、味能被人的目、耳、鼻、口所接受，具有其他事物（包括动物、植物）所达不到的灵性、智慧，远远超出其他事物接受宇宙的信息的能力，不仅如此，人还可以改造或适应宇宙的信息、事物的运动变化，“夫人也者，暑寒昼夜无不变，雨风露雷无不化，性情形体无不感，走飞草木无不应。”（《观物内篇》）

邵雍认为，人中之“圣”又具有一般人所达不到的智慧，但圣人无非也是人啊，一般人如果能坚持修行，去除“人性之蔽”，也会是“人之至者也”，即成为圣人啊！这样，他就修正了汉代以来流行的所谓“人的修行标准”。从汉到唐的儒者逐步理清了一个思路，即认为人性有上、中、下三品，每个人如果坚持修行且方法得当，是可以从下品而中品而上品的，但他们同时又认为一般人能达到的上品人性，只能是“贤人”这一个级别，而不可能达到“圣人”级别。邵雍首先提出了人可以“圣也者”，到了程颢那里，就非常肯定这个观点了。

他在政治理想上，主张“尚行”而使“笃实之风行”，“尚义”而使“谦让之风行”；反对“尚言”而使“诡谲之风行”，“尚利”而使“攘夺之风行”。这里调强的无疑是“以德治国”，也是“以德化民”。邵雍的这一种人文情怀，不仅对后世易学家、理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当今的世俗人生仍然有着可资借鉴的意义。

不过，邵雍所说的修行方法与“北宋五子”所说的方法有所不同，他更多的主张要在“观物”中，由真而善，也就是说他主张道德修更多不是说教、读理，而是“观物”，是参透天人、观易见道的智慧。所以，在“北宋五子”中，只有邵雍将求真的“观物之乐”作为首位追求的目标，其他四子则将求善的“名教之乐”作为首位目标。邵雍反复强调“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他将这种“乐”称为“天理真乐”，这种“乐”已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美感的享受，而且是一种穷尽万物之理与性命之理时所达到的天人合一、主客合一的精神境界，显示了作者博大舒放的宇宙胸怀和洞明深湛的生命意识，也多少使“修行”变得冷静而诗意。

应该说，现如今熟悉邵雍及其作品的人已经不多，但在民间仍然流传着他的一些警世名言。比如人们常说的：“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一生之计在于勤。”就是出自邵雍。还有《蒙学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也出自邵雍之笔。大概进过幼儿园的中国儿童，没有谁没有诵读过这一首《蒙学诗》吧？！它的直观、生动与诗意，不仅儿童们喜欢，就是家长也喜欢。邵雍这些作品之所以流行很广，而且千年不衰，原因是内中含着丰富的人文之美、人格之美、生命之乐。

再次，他冷眼看着未来，达到新的生命境界。

邵雍，素来被解读为遇事先知的奇才，他的传世之作——《梅花诗》，预言了他身后在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演变。当然，和所有预言一样，他采用了十分隐晦的语言，并非很容易理解。有的部分，如果不是懂得道学的人，是不易弄懂的。后世对《梅花诗》有许多的解读，但怎么看都像是一种附会，是以已发生的历史演变来反观《梅花诗》，以证明它预言的准确。

这种附会解读法，至少容易让人产生两种怀疑：

一是，邵雍这诗是不是真是预言诗呢？或者它只是其他什么类的诗呢？只是看着有点玄虚，有点像预言，或者干脆就是有人希望它像预言诗，于是就引来许多好事的人，一代又一代地把它当预言来解读，而这种解读只能是靠你的附会和想象，和你旅游时看那些景观一样，那是不说不像，越说越像，越想越像。换一种说法，那就是：说你像你就像，不像也像；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反过来，说你不像你就不像，像也不像；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是也不是。比如，第四首：“毕竟英雄起布衣，朱门不是旧黄畿。飞来燕子寻常事，开到李花春已非。”有人说，这是预言明朝史事的，并做了这样的解读：其一，英雄起布衣，指朱元璋本为乞丐出身。其二，朱门黄几，朱门指朱姓。黄畿谐音皇基。朱元璋定都于南京，但皇基尚未稳固，故云“朱门不是旧皇基（畿）”。其三，飞来燕子，燕子指燕王朱棣起兵南下废建文帝。迁都于北京。即飞来飞去寻常事也。其四，李花，指李自成。李自成曾为流民，后为“流寇”。故称“李花子”。1644年春，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缢死景山，明朝亡，故言“春已非”。李闯改朝换代国号称“大顺”。

二是，邵雍这诗是不是真是邵雍写的呢？或者是后来人根据历史演变的事实来抒写，使之带着某些事实影子，又故意让其朴朔迷离，而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呢？

当然，本文的目的并不在辨此疑点，而是从邵雍的《梅花诗》和其他著作中，读出邵雍注目未来时，也取一种冷眼观物的姿态，述说着宇宙、社会、人生的演进。邵雍有着“包括宇宙，终始古今”的宽阔胸怀和豪迈气势，朱熹赞叹他“天挺人家，英迈盖世。驾风鞭霆，历览无际。手探月窟，足蹑天根。闲中今古，醉里乾坤。”他的那些诗，在我读来也是一些“言志”的诗，那里面既有道家的坦荡旷达，又有儒家的中庸仁和，达到了一种“天理真乐”的生命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