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影像诠释

王丽尧  南锋

吉林大学 130021

摘要：在中国电影艺术史上，张艺谋是个屡创票房神话和屡拿国际大奖的著名导演，近二十年来，张艺谋的电影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日渐扩大。张艺谋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化的标志之一，他在不同创作领域的多样化尝试和在电影话语上的不断创新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当代著名的电影理论家和评论家几乎都评介过张艺谋电影，学生中也有很多人将张艺谋电影作为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较之话语层面，笔者更关注张艺谋的电影改编艺术这一理论层面，笔者希望立足于小说和电影本身，从小说和电影本体来研究张艺谋电影，通过对二者本体的研究来探讨电影改编艺术，分析张艺谋电影的艺术特征。

关键词：张艺谋；文学；电影；改编

一、张艺谋对文学改编的挚爱

张艺谋对于文学改编的热衷也是其对自身弱项一种弥补。我们都知道，在拍一部电影的时候，这部电影的灵魂人物便是导演，是什么样的导演，他的作品便会带着什么样的气质与烙印。艺谋很清楚自己在编剧上的劣势，他也很明白“扬长避短”这个道理，于是用文学作品改编电影便成了张艺谋不变的法宝。有了这个“法宝”，他便不用再去煞费苦心、绞尽脑汁的去勾勒情节了，他此时需要做的便只是在原有的故事框架上充分的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进行二度创作并在视觉与听觉上下大力度了。此时，也许会有人提出质疑——如果构建一个剧本真的如此简单，那岂不是人人都可以当导演了？这便要说一说张艺谋的一个过人之处了，那便是对于艺术的理解以及专业的电影素质。张艺谋可以凭借文学改编使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拍出备受好评的作品，这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事情。

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学作品的创作风格也在不断更新，写作手段日新月异，以这样的文学作品作为蓝本拍出的电影，其风格也一定是各不相同的。张艺谋借助的正是这样不断向前发展的文学作品，他拍出的电影也定会是不拘一格，常拍常新。正因如此，张艺谋电影才显现出了艺术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红高粱》粗粝壮阔豪放，《活着》内敛隐忍坚强，《我的父亲母亲》唯美浪漫忠贞。正是因为张艺谋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具有其丰富性与多样性，他的影片风格才能如此丰富多彩。此外，对于文学作品的改编激发了张艺谋的创作欲望和创作灵感。张艺谋曾说：“我一直觉得文学是母体，还是希望从小说里发现一个点，然后再逐步地扩展。张艺谋是倚仗文学作品来开拓自己的思路、激发创作的欲望，而又抛开原著的桎梏，尽情挥洒、肆意发挥，这便是张艺谋电影创作的独特之处。

二、《活着》改编特色

电影《活着》改编自作家余华的同名小说《活着》，这是张艺谋最充满争议的作品。小说《活着》是余华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1994 年，张艺谋将余华的《活着》搬上银幕，这部电影获得戛纳电影节和香港金像等一系列大奖，同时也遭到了国内禁映。张艺谋的《活着》注重“活在当下”，电影将“死亡”与时代的命运相连，使人的命运脱离不开时代的大背景，并用许多生活的温情来化解死亡，从他在电影结尾改写福贵一家人死亡的命运并表达对生活充满希望来看，张艺谋的《活着》更关心的是社会的现实及批判现实的勇气。

在电影《活着》中，还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夸张”和“反讽”。小说中，队长说炼的钢铁能造三颗炮弹，“一颗打在蒋介石的床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吃饭的桌上，一颗打在蒋介石的羊棚”，而电影中，镇长夸张的说，“这钢铁能造三颗炮弹，一颗打在蒋介石的床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吃饭的桌上，一颗打在蒋介石的茅坑里，叫他睡不着觉，吃不上饭，拉不了屎，台湾就解放啦！”电影《活着》更表现出一种“狂欢化”的气氛，一贯取消原著中“反讽”等复杂修辞的张艺谋在这部电影中加入了许多“夸张”与“反讽”。二喜和凤霞结婚的场景更突出了这种“狂欢”与“反讽”，结婚不向婚姻对象说誓言，不向父母表诚心，而向毛主席表忠心，在激昂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革命歌声中，二喜先一脸庄严的向墙上的毛主席像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我把徐凤霞同志接走了”，然后才回身对福贵夫妇说：“爸妈，我把凤霞接走了”。婚礼后春生来送礼物表心意，家珍生气的让福贵把礼物给退了，福贵一脸错愕的捧出了礼物——一副毛主席像。在这“狂欢化”的时代，没有什么个体意义可言，一切都要和革命意义相连，无论是纯洁的婚姻还是真诚的道歉。这些黑色幽默将那个“狂欢化”的时代剖开来给人们看，这是张艺谋的不安分，也是这部影片被禁的原因。

在小说《活着》中，作者是用双重叙事的叙事手法来进行时空转换的，转换时只需要将第一人称换成第三人称或反之就可以转换时空。而在电影《活着》中，即使去掉了双重叙事结构，在某些情节时空转换时还是需要字幕的辅助来呈现“现时”的状态。《活着》里面的人物尽管有着悲惨的命运，但影片的结尾导演仍旧歌颂了生命的美好，给观众留下了希望的种子，张艺谋的电影总是能给人以希望。即便对于他的质疑与批评从没停止，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电影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丝清新。

三、张艺谋电影改编的闪光点

无数的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为张艺谋的电影改编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这是一个先提条件，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没有这么多优秀的作家作品，张艺谋即便再才华横溢、不拘一格，也无法做到将万千才华集于一身。并且张艺谋也有很多的过人之处，因为这些优秀的作家作品对于任何一个导演而言都是有利的、开放的资源，之所以张艺谋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这与他丰厚的积累，不断的思考，努力的求索是分不开的。其次，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开阔思路、推陈出新以及极强的参与意识也是张艺谋电影改编成功的又一重要原因。再次，张艺谋在对文本的筛选上具有独到的眼光和很高的要求，他所选择的文学母体必须符合自己对于人性思考的情怀。没有受众的电影不能称之为电影，电影的主要功能就是娱乐大众，使其受到教育与启迪。张艺谋所拍摄的影片恰恰非常符合受众的口味与审美，并且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让观众在观影的同时感受时代大潮于暗处涌动，并以电影这种直观浅显的方式传达着深邃的内涵，从而承担起启蒙大众的使命。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观众开始思考自身的生存状态，开始注重自己的个人修养，开始积累自身的文化底蕴，开始承担个体的社会使命。

张艺谋初期拍摄的电影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应算是“异类”，当时由于精英文化的影响，大多数电影导演都想让自己拍摄的影片能够承载启蒙大众的使命，这使得他们的电影主题过于沉重、思想过于深邃，观众根本无法很好的解读与领悟，或者说他们的电影拍出来也根本没有打算让人看懂，他们只是一味的反思历史，类似于一种深度的自我陶醉，影片中到处写满了所谓的民族精神，充斥着难以理解的晦涩的符号、意向与象征，所有的角度最后都会归于反思与批判，似乎一部没有反思与批判的电影就是罪恶的，至少不是无害的。《红高粱》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文化背景下粉墨登场的，尽管影片仍旧无法完全脱离之前提到的那些弊病，然而它的说教色彩已经渐渐变淡，开始由之前的“启蒙”慢慢的向“观赏”靠拢了。从此，电影变得不再神秘，它慢慢的拉近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即便仍旧不乏说教的成分以及哲理的阐释，但观众也由此可以真正地去看懂、去欣赏一部电影了。此后，张艺谋开始开辟出了自己的一条道路，并在最终通过这条道路走向了成功。他摒弃了纯粹说理的电影模式，开始拍一些接近观众生活的或者观众真正能看懂的电影。我们可以发现，他在选择改编成电影的文学母本时，所选的的小说往往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故事性强且主题的架构不复杂的，具有清晰明辨的线索的作品，这样可以让跟多的人理解并接受他的作品并且符合大众的审美要求。

结语

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随着人类文明不断向前的推进，文本改编也将走上另外的一个高度，但在这之前，这一课题仍旧应该被好好的研究，前人为我们提供的宝贵经验，我们要好好的吸收与继承，并最终可以超越前者，这是前人留给我们的课题，这是前人给予我们的希望，这是一种挑战甚至一场战役。一件事情的成功并不一定完全要自己另辟蹊径，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继续他们甚至他们的前人所留下的使命。

参考文献

[1] 赵如冰.  小说《金陵十三钗》的电影改编策略研究[J]. 电影评介. 2012(12)

[2] 陈小珍,魏雪琳.  张艺谋电影的“欲望”表达[J]. 电影评介. 2008(07)

[3] 张清华.  《红高粱家族》与长篇小说的当代变革[J]. 南方文坛. 2006(05)